APEC再次吹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号角。
“明年考虑加大在美国的投资，主要用于租赁仓库和增加在当地的客服和售后力量。”从事跨境电子商务的宁波元彬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家东对《华夏时报》记者说。
据官方预计，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1.25万亿美元。而这些投资近70%的份额将集中在APEC成员身上。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李伟群博士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通过同全球二十多个股权投资行业协会交流，大家基本上形成一个共识，全球第六次并购浪潮悄然向中国转移。
也许正如德意志银行全球策略师桑杰夫·桑亚尔所言，在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呈现长期性庞大状态的驱动下，未来中国的角色将由“世界工厂”转换成“世界投资人”。
“世界投资人”
APEC落幕，全球经济困境依旧，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能否在APEC会后更加给力，备受瞩目。
11月8日，在APEC会议期间，普华永道发布调研报告显示，亚太地区企业CEO们的信心普遍提升。67%的企业家计划未来一年增加其在亚太地区的投资，在APEC所有21个成员经济体中，投资都将有所增加。而中国、美国、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位列最热门投资目的地前5位。
据称，该报告采访调研了在APEC经济体开展业务的635位企业CEO，其中包括腾讯公司马化腾和中粮集团宁高宁等行业巨头。
普华永道中国公共政策与监管事务主管合伙人吴卫军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并未显著影响企业决策者的投资计划。46%的受访者对未来一年的营业收入增长“非常有信心”，高于去年42%和2012年的36%。
中国是亚太地区最热的投资目的地，同时由于长期以来的高储蓄率和经常账户盈余，也将成为亚太和全球的最大投资人。
复星集团CEO梁信军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复星今后的海外投资将更多地转向亚太地区。该公司近年来海外并购非常活跃，最近复星国际以2.44亿欧元收购了葡萄牙一家医疗机构51%的股权。
主营户外用品的王家东对记者表示，公司虽然规模尚小，但从事跨境电商必须具有全球化眼光。“我们公司每年从德国等地挑选样品，然后针对在美国、澳洲的客户进行定制化设计生产。由于国内人工成本的上升，我们也在东南亚考察寻找代工厂商。”
中国官方预计，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1.25万亿美元。今后5年，中国进口商品累计将超过10万亿美元，出境旅游等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中国发展给亚太和世界带来的机会和利益是巨大的，带来的商机是持久和无限的。
据相关智库机构统计，近10年（2004-2013）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主要集中在亚洲，年均占比达到70%左右。2013年，中国对APEC成员直接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9%；另一方面，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83%来自APEC成员。
李伟群表示，今年以来人民币对六种外币实现直接交易，给对外贸易投资带来很大的便利，另外，从关税来看，此次APEC会议承诺成员间的平均关税从17%降到5%的话，大幅降低，所以大家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预期都比较乐观。
全球第六次并购浪潮悄然兴起。“以并购为例，几年前中国企业都是几十万、几百万美元的项目，现在很多是几亿、几十亿美元的大宗交易，并且每年的交易笔数也在增加。”李伟群说，“从投资深度来看，投资主体对项目公司持有股权比例也在逐步提高。以前都是小股比，现在是大股比，50%以上很常见，甚至还有100%的。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整合技术、整合产品、整合企业、整合产业都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民营企业资金饥渴
那么，“世界投资人”1.25万亿美元的投资大礼包主要将投向何方？
在李伟群看来，此次APEC会议提出的“互联互通”概念主要有两个方面利好。
首先，经济新常态下的一个重要共识就是，加大科技创新投资力度，是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来源。“受益于股权投资，近年来中国一些新技术发展比较迅速，在天使投资、创投基金的推动下，一些实验室和早期项目都得到了资本的推动。”
技术贸易将成为未来亚太乃至全球贸易的新增长点。据新华社快讯，11月12日上午，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双方就尽快恢复和结束《信息技术协定》（ITA）扩大产品范围谈判达成双边共识。
据了解，ITA涉及75个经济体，旨在通过削减信息技术产品关税，推进该产业贸易自由化，参与的成员国涵盖全球97%的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出口额。
另外一方面就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比如高铁、机场、港口码头。“我们有丰富的建设经验，有国际领先的技术，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基础设施建设市场。比如规划中的中国到新加坡，中国到俄罗斯这样的长距离高铁运输项目。”
吴卫军表示，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预计未来3-5年投入达到560亿美元，中国成为最热门地区，将有37%的基建项目投资投向中国，美国以19%的占比位列第二。
不过，中国对外投资仍然存在靠国有企业一条腿走路的弊病。从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3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来看，国有控股企业有80家，占据明显的主导地位，民营企业只有20家。
一家专门做海外工程的民营企业高管对本报记者表示：“我们非常希望能扩大在亚太、东南亚地区的业务，但相比国有企业，目前国家对于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还是太小，企业融资困难，项目缺乏信用担保是主要难题。”
据他介绍，目前该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在伊朗和印度，为这些国家建设钢铁、冶金类厂矿项目，年业务量在1个多亿。“像伊朗这样的国家资源非常丰富，但由于一些国际因素，资金非常缺乏，国内融资成本高达16%左右，非常希望中国企业能带去投资。”
“但作为民营企业我们自有资金有限，一年只能做几个项目，每年大概有四五个2000万至4000万美金的项目，因为融资问题搁置。”该高管称，“除了融资难，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政治稳定性不高、政策不透明的风险也不容小视，需要国家层面加以协调。”
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会长张国宝近日表示，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成为重要经济议题。如今企业“走出去”面临两个困难：一是融资难，二是担保难。
他建议，除了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银行外，国家也可以考虑成立类似于民生银行这样的民营资本进出口银行，为民资“走出去”提供信贷服务。担保方面除了中信保外，也可以成立民营担保公司，以更加开放的思路解决“走出去”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