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北京闭幕之后，中国海外投资迅速成了热点话题，而引爆这一热点的正是习近平主席。
11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到，未来十年中国海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增长近三倍。中国作为“世界投资人”的时代已经到来。
正在进行的汇率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也将会继续促进ODI（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有关专家预测，中国的ODI将在2020年增至5万亿美元以上，相当于每年平均增加4820亿美元。如果继续按此趋势发展2014年中国的ODI就可能超过FDI（外国直接投资），成为资本净流出国。
中国华阳经贸集团总裁、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成清涛对经济观察报说，当前，中国对外投资正处于较快发展期。总体来看，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已经逐渐驶入快车道。
对外投资时代将临
据商务部统计，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保持快速增长。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27亿美元，2013年这一数字已增至1078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660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11位；境外中资企业数超过2.5万家。
今年前9个月，中企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749.6亿美元，同比增长21.6%。“中国未来5年对外投资增速会保持在10%以上。如果按这个增速来计算，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金额将达到1200亿美元左右。”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向晨日前介绍。
而中国确实有海外投资的需求。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黄益平（微博）看来，中国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其中外汇储备占主要份额，而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只占资本输出总额的不到10%。
中国近年来海外投资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据成清涛介绍，尽管国企、央企走在前列，但私营企业正逐步成长为对外投资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的存量中，非国有企业占比已达45%。“从行业来看，此前对外投资中矿产类、基础建设类较多。伴随着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资源类、矿产类投资收益波动较大。但从国家战略角度来看，此类投资有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今年以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中，传统的商务服务业占据主流，尤其是批发零售业、建筑业、制造业等行业。对外投资从低端技术部门流向高端技术、高附加值行业趋势明显。这类投资未来增长潜力巨大，受益预期比较高。”成清涛表示。
在今年10月召开的国际资本峰会上，法国前总理、参议院副议长拉法兰曾表达欧洲对中国投资和市场的需要。他表示，目前欧洲要走出危机，要有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就需要一系列的升级创新来推动。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技术优势，同时中国拥有无人能比的本土大市场，而技术创新的成果只有找到市场，才能实现产业化，转化为经济效益。所以中欧相互之间的比较优势、差异导向的互补性使得双方开展创新合作的空间非常可观。
而中国前商务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也认为，欧洲是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首选。中欧之间不仅仅是“一锤子买卖”的贸易关系，而是长期的、可持续的、利益相互交融的合作。
黄益平认为，中国海外投资的最大动因是寻求资源，41.3%的海外投资项目都集中在自然资源领域，其总额占了所有投资金额的51.3%。排在第二位的是寻求市场，第三位是寻求战略性资产。但是制造业的首要动机是寻求战略性资产，35%的项目以及45.5%的投资额都出于这一目的。
企业还需要什么
随着商务部新修订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出台，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门槛和手续大大简化，中企对外投资的步伐将加快。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企业都能成功进行投资海外。
“核心的问题是要允许企业去海外投资。现在ODI越来越放宽了，核心的投资是资本账户的管制上。第一，对于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只要满足反洗钱规定，应该出去的就让他出去。第二，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要加强公司治理，投资的有效性取决于公司治理和公司决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表示。
中国华阳经贸集团总裁、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成清涛说，“虽然中企出海的手续大大地简化，但企业仍有一些困惑。比如，虽然商务部下放了审批权，但是仍需要通过发改委、财政部、央行、外管局等多个部门的审批，还有许多提升的空间。”
在成清涛看来，海外投资虽然前景大，但是风险也相对较大。由于国内外经营理念、管理方式、社会文化、商业习惯以及法律体系的不同，要想做好一笔投资，对企业本身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中企在出海过程中要避免盲目跟风，对目标国家的市场进行充分调研；在融资时，也要熟悉国际融资环境。
与此同时，成清涛也认为，中国应当加快海外投资立法。目前中国还没有出台专门规范海外投资保险的相关法律，企业受损后在理赔会遇到举证难、索赔难等问题。对于保险机构来说，在行使代位求偿权时也容易陷入困境。另外，国家应当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更多的信息支持，并且当企业海外投资遇到风险时，政府相关部门应当主动协调东道国政府、协会、企业等，避免纠纷和风险扩大。与此同时，帮助企业通过国际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获得援助。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另外一项困境是融资。在中国社科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数量金融研究室主任樊明太看来，企业走出去的融资渠道都是差不多的，除了依靠国开行的政策性贷款，另一方法可能会采用PPP的形式，就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合作走出去。此外，通过私募基金、通过国外的资本市场，能对国内进行的投资方式对国外基本都可以。但是，中国企业到海外发债规模并不大，这是中国企业海外融资的一项掣肘。
“一带一路”沿线投资
11月8日，习近平在互联互通的会议上宣布设立“丝路基金”，中国将在基金中出资400亿美元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等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而在“丝路基金”概念提出之前，2013年习近平提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在今年10月24日获得通过，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 21各首批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已经就这个银行的成立在北京签约。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总部设在北京，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
成清涛说，中国对“一路一带”沿线国家的开放，将刺激区域内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包括边境口岸设施和中心城市市政基础建设、跨境铁路扩能改造、口岸高速公路等互通互联项目建设。这会表现在油气开采运输、铁路、公路、电力电网、通信以及港口等基建领域，随着基础设施的互通互联，信息产业、人力资源开发、旅游、农业、公共卫生、环保、商贸物流以及沿边金融等领域都将迎来新的投资机会。
在陈道富看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本来就是一个政策性银行，再出一个基金就说明针对“一带一路”的融资方式希望能更加灵活。
陈道富表示，一路一带沿线的很多国家是欠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比较差，而且发展基础设施以至长期的保障维护作用发挥有限。如果通过丝路基金来提供补充，就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非常市场化的融资渠道。丝路基金可能成为一个种子基金，或者构成非商业化的基金，通过基础设施的联通，拉动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乃至文化的交流。
尽管亚洲已经有了亚洲开发银行和其他地区性的政策性投资银行，但樊明太认为，亚洲开发银行以前是被美国和日本控制的，为他们需要的项目提供专项拨款，想把资金引导到他们需要的发展点。现在中方提倡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二者互相是有一定竞争的，而中国可以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一行将资金引导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上。
在11月14日召开的财富2014高峰论坛上，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许霓妮表示，根据亚行测算，每年亚洲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有8800亿美元，而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加起来每年能提供给亚洲的融资不到需求量的10%。所以亚洲开发银行对中国设立新的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非常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