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四个方面的转型造就了中国经济的现在，那么与消费、服务业、数字化、绿色转型相关的四个领域的结构转变将塑造中国经济的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四个关键转型。从计划到市场，从封闭到开放，从农业、农村主导到一个全新的经济、社会结构——— 借助这四方面转型的合力，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
面对世界和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国经济正经历从高速到中高速换挡。短期内能否做到减速而不失速，如何在中长期内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面对这个重要问题，决策者需要考虑经济增长的短期动力和长期后劲的平衡、保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债务和金融风险的防范、环境和社会的约束条件等。
很明显，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四个“传统转型”的深化和创新。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推进其实就是改革开放如何走向纵深的问题。工业化方面，中国已经拥有高居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并不得不面对严重过剩的产能，以后的关注点将集中在质量、品牌、研发、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并推动从价值链低端到高端的提升。李总理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中国制造2025”，旨在推动中国工业提升的一个全新的十年规划即将推出。城市化方面，去年发布的新型城镇化规划也为未来五年提供了指引。
笔者认为，从长期来看，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更为重要的是四个“新转型”的突破和推进：
第一是经济增长动力从过度依赖投资到依靠消费持续增长的转变。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现实决定了，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幅降低，中国必须依靠内需实现中高速增长。经济政策操作上，合理增速目标的确定很重要。短期的大幅刺激措施的确能带来很高的GDP增速，但也会导致公共债务膨胀、金融风险累积、环境严重污染、产能高度过剩等“后遗症”。早在2009年“四万亿”盛宴推出之际，笔者就呼吁下一个十年政策目标以“保七”取代“保八”，必须纠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过度依赖投资的问题，更多地以消费需求推动增长。这就需要提高劳动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其涉及范围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中国经济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特征既有文化上的原因，主要还在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情况下消费者的理性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医疗、养老等方面社保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不仅关乎社会稳定、人民福祉，也关系到长期的消费提升和经济增长。
第二是产业结构从工业比重过高到服务业占比不断提升的转型。中国的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畸形”的：2014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8%，该比例距离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差距很大，也远低于主要新兴经济体和与中国人均GDP相当的其他发展中国家。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业比重过高：目前的产业结构其实是制造业“过度”发展的结果，这与中国经济自身的特点有关，也与其利用了强势全球化时代的市场、资本和产能转移的空前机遇有关。从另一方面看，服务业发展的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后发优势。展望未来，服务业的增长有望继续快于制造业，相应的产业结构转变则意味着增长动力的持续释放。
第三是经济的数字化转型。这将是信息化向纵深的演进，具体反映在从注重硬件到关注软件、从引进技术到自主研发、从产品生产到应用推广等几个方面的转变。计算机、移动通讯、互联网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的面貌，这几方面技术的相互融合以及与传统行业结合带来的重大机遇也已经充分地展现；与此同时，大数据和云计算将引领数字化转型的新趋势，并产生广泛的溢出效应。中国已经拥有世界级的互联网应用产业和企业；然而，整体上中国企业在互联网、云计算等的应用上仍远低于美国企业的水平，这方面差距的缩小无疑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巨大空间。
第四是经济的绿色转型。与前述几个转型一样，绿色转型是中国经济增长和消费者福利提升的需要；此外，对中国环境危机、污染强度、环境容量的客观认识决定了，绿色转型也已经成为维护民众健康和社会和谐的迫切需要。首先，绿色转型要求经济各环节和各行业资源消耗更低、污染排放更低，要求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要求环境友好产品、低碳产品的开发、推广，也要求循环经济的发展。其次，具体的环境相关产品、服务和技术需要大发展，尤其是环境保护和治理产业需要极大提升以有效应对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另外，在走出去战略升级的背景下，如何在输出资本和产能的同时输出绿色和环保也值得重视。绿色经济的建设其实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相应地，绿色转型中所蕴含的研发、技术、投资和产业机遇也是世界性的，代表了新的增长极和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上述四个方面的转型相互影响，也相互促进。例如，消费相对于投资、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比重的提升意味着经济活动由“重”到“轻”、由“黑”到“绿”的转变；而数字化转型则意味着若干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也意味着经济活动更加高效和环境友好。因此，应突破行业、部门局限，全面、综合性地思考这些结构性问题，探索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和相应的政策工具。
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对周期性问题的过度关切可能使人失去对结构性问题的敏感；而从长期来看，决定经济运行绩效的是后者。无疑，在传统转型深化的同时，新转型的推进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也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梁国勇[微博](博士，联合国[微博]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本文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