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捉妖记》上映11天斩获12.73亿元票房，超越《泰囧》保持了两年半的华语片内地最高票房纪录。
这一纪录的背后，是中国电影票房市场不断扩大的现实。随着中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和第三产业占比的不断提高，第三产业中的电影业也蓬勃发展。
而电影票房作为反映消费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不同地区的电影票房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各地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差异。
京沪粤需求多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1~6月，全国电影票房收入203.63亿元。分地区来看，在票房前十名省份中，广东以29.88亿元位列榜首，江苏和浙江紧随其后，北京和上海两大直辖市分列第四和第五。而第三经济大省山东的票房仅位列第八。
不同省份之间，电影票房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有分析认为，电影属于第三产业，地区的电影票房差异主要由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差异导致。经济越发达、城市化率越高、三产比重越高的地区，电影票房就越多。
贵州省政府参事、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电影票房的一大因素。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城镇化率就越高，三产所占比重就大，整体的收入水平就越高，电影票房也就比较高。
例如，上半年票房收入排名前五的都是沿海发达省份，四川和河南两个中西部省份尽管也进入前十，但这主要是其人口总量基数比较大的因素。
对不同的省份来说，省内城市结构形态则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以排名前两位的广东和江苏为例，尽管这几年江苏经济总量逼近广东，但广东的电影票房是江苏的1.5倍。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广东的城镇化水平比较高，城市人口总量比较大，而且人口和经济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尤其是广深，在全国四个一线城市中，广东就有2个，而江苏虽然城镇化水平也比较高，但其人口分布比较均衡，中小城市比较多。
在电影票房前十位的省份中，上海、北京、广东城镇化率位居前三，其中广东城镇化率高达68%，城镇人口达7200多万，逼近第二经济大省江苏的总人口。
胡晓登表示，北上广深这四大一线城市，服务型产业比重特别高，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大学生和年轻人，“这些城市是以年轻人为主导的经济群体，文化消费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的一部分。”
因此，北京、上海总人口虽然只有2000多万，但票房却比8000多万人口的四川和9000多万人口的山东和河南来得高。
电影局数据还显示，上半年电影票房收入前十名的电影院全部在一线城市，其中北京有4座，上海3座，广州2座，深圳1座。北京耀莱成龙国际影城以5430万的票房位列榜首，上海万达[微博]影城五角场店和深圳嘉禾影城分列第二、三位。
正是有大量的票房做基础，这些城市也催生了实力强劲的电影院线公司。在上半年票房收入前10名电影院线公司中，前7名均来自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其中，北京3家，上海1家，广州2家，深圳1家。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以28.4935亿元的票房位列榜首。
北上广深之外，像成都、武汉这些传统的大城市，由于在所在省份基本是“一城独大”，也支撑了所在省份的大部分票房。
山东票房为何少
第三经济大省山东人口近亿，但电影票房仅名列第八，只有广东的四分之一左右，不到江苏和浙江的一半。
丁长发认为，山东与南方沿海省份的差距，不仅是城镇化率的高低，更是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根本差异。尽管山东经济总量较高，但其产业以重化工业、农业为主，第三产业发育不足。此外，山东吸引的外来人口不仅远远逊色于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而且还属于人口净流出省份。
去年山东城镇化率为55.01%，落后广东13个百分点，落后江苏和浙江10个百分点左右。去年山东第三产业占比仅43.5%，与广东和江浙有不小的距离。
在城镇化率相对较低的同时，山东的城市规模也不是特别大，缺乏像广州、深圳、武汉、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大量人口分布在县域地区，而县域地区对电影票房贡献相当有限。
不光是山东，在其他一些以农业为主的省份，县域电影市场同样惨淡。本报记者近日在江西赣州辖内的两个县城发现，这些县城一般都会建有一个电影院，但均只有一部电影上映，而且上映时间均比沿海晚了一个月以上。“放的片又旧又没得选，所以我们基本不会去看的。”在赣州宁都县城上班的谢小姐说。
丁长发表示，电影放映必须要有规模效应，比如每一场至少要有一定数量的观众，才能保证成本。城镇化率高、城市规模大的地方，受众群体就比较多；而以农业为主的县域地区收入水平有限，第三产业不足，受众群体就很有限。
“经济结构决定消费结构。”胡晓登说，以服务业为主的地方，消费水平更高；而以重工业、农业为主的地方，人均实际收入相对有限，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也相对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