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路上的“世界范”

　　

　　发型不再是莫希干的；上装也不再是休闲式的。4月29日上海“如新大中华”创新总部园区的开幕庆典上，刚刚减去体重25公斤的范家辉身着黑色立领青年装，如黑色的捷豹，受邀一跃而起，大步流星地走向讲坛，开始他的极具气场的即兴演讲：

　　……感谢我身边的核心伙伴！十年前，我们在泰国有个共同的梦，那就是在美国本土外建一个NU SKIN大楼，作为自己的地区总部！那就是到大中华去，一年业绩突破10个亿！……今天，我们都做到了！我们将继续做梦，而且要做得更好，只有做好了，企业才会做大，才有力量为世界、为祖国做更多的好事，才能想起如新，就想起NU SKIN就想起奉贤就想持续地创业、就想为社会奉献……

　　这里是奉贤。尽管“奉贤”与“奉献”的重音纯属偶然，但在中外嘉宾的感觉里，是一种可然与隐喻：新近投资5个亿的如新，正如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姚宗强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陈开枝在致辞中的所言，代表着“时代正能量”。

　　几乎在所有场合，范家辉都对媒体人说：“叫我家辉”，口气之素朴，毫无“如新大中华地区总裁”的架子。

　　外界观察范家辉，加入如新23年，稳扎稳打，引领“如新大中华”在亚洲市场从零发展至年营收数十亿元的规模，始终致力于创新尖端的科技研发、卓越的产品品质以及创意的营销思路，使“如新集团”不但成为抗衰老市场的领军企业，而且还推动了“如新”奉献大陆的慈善事业。

　　通过近距离的交谈，可以细细感受。范家辉，结实的中等个，操一口浓重的九音粤腔普通话，英语似乎更流利，两颊各有一个深深的笑靥，自嘲时笑靥常常更深。 

　　《新民周刊》：我们了解到你在香港接受教育，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在香港度过，聊聊你童年时期印象最深的故事，以及这些对你之后人生的影响。

　　范家辉：我1岁的时候(1963年)，生母就离家出走了。爷爷去世了，父亲事业受挫又去了日本，从此，我便一直由奶奶抚养。当时她大概五十岁左右吧，那时我的妹妹才出生几个月。就是她一个人把四个姑姑（我父亲的妹妹），和我们一起养大。所以我从小是和6个女人一起长大的，奶奶、四个姑姑还有妹妹。

　　在香港的三角码头，奶奶经营一家很小的檀香店，占地面积不超过6平方米，这个巴掌大的地方，后来有人说成了“范氏管理哲学”的发源地。那是夸张了。但对我的一生的影响、特别是“诚信”的影响，的确很大，一个女人要养大六个孩子，而且必须正直地做人，我至今觉得我奶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

　　檀香店的小柜子，便是幼时我和妹妹的床铺了。稍微懂事了，我就帮助奶奶管理檀香店，从那时候起，我对数字就特别敏感，直到今天，我在工作时都很少用到计算器。

　　那个时候香港的檀香小店非常多，但是街坊们都爱买奶奶的檀香，一则檀香质量好，我们自己做的，烧到底都不会熄，二则因为奶奶的做事非常正派，比如说一把檀香几毛钱，别人拿五块钱过来，奶奶并不是直接找钱，而是坚持钞票当面点清。先是打算盘示人，五块钱应该找多少钱，然后找钱的时候一张一张地唱票，奶奶的言传身教给我留下了深深烙印，多年后我在管理企业的时候，经常告诉员工们：交易时一招一式一定要让顾客看清楚，宁可被人说成傻，不可被人看成滑。

　　我就是在街上长大的，长到差不多五六岁的时候我就看店了， 12岁以后，我每年暑假要打两份工，但我不是为了钱而打工，而是好奇。我做过什么呢，比如流水线上的运动鞋，滑雪手套，皮箱，火柴盒，也做过电影院的“领票”，百货公司卖健康食品，还有压膜：一批砖坯送进大窑用火烧，做了三天做不下去了，高温车间，穿个三角裤，戴几副手套，热死了。我还做过保险，快餐店外卖，大楼清洁工，这些都是自发做的，因为天性喜欢新鲜事物。

　　《新民周刊》：你喜欢看书，相信你学习成绩应该不错，所以，你的求学经历应该也是非常顺利吧？

　　范家辉 ：事实情况并非如此，我爱看书，不等于我爱上学。那时候的我，该学的不学，三天两头逃学，考试总是倒数第一，这个情况直到我妈妈出现后才有所改观。

　　她是我的继母——她对我非常好，多年来我早已习惯直接叫她妈妈——刚才说过，我爸爸去日本发展，七八年后被派回香港开拓分公司，后来自己做老板，我们家慢慢富裕了。我现在的妈妈是当时他的秘书，后来他们就拍拖。在她和我爸爸结婚之前，她已经开始过来天天给我和我妹妹补习，她非常地温柔，用启发式教育帮我补习，我的成绩突飞猛进。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学习方法：坐香港的电车，认店招，认广告牌，那时候每一家店的招牌都有中文、英文，她告诉我，从小，她的英文就是这么学来的。她后来一直做到汇丰银行香港总经理的大秘，我爱她，非常尊敬她，后来在如新每次提倡孝道、提倡生日请母亲吃饭时，想到的总是两个妈妈，一个生了我，一个在精神上哺育了我。

　　我念的小学很好，是一所百年小学，教学内容非常传统，国文课，通识课，忠、恕、义、廉、信、耻，老先生们的传统文化串讲对我们价值观的形成，影响非常大。我的中学则是一所教会学校，天主教的，非常刻板，少年期的叛逆性格让我再度频频逃学，直到初二因小错不断被勒令退学，转学进了一所基督教背景的学校，老师大多年轻，提倡新思想，推崇新风尚，这么一来我如鱼得水，开始把反叛精神用在学校社团上，像中文协会、戏剧协会等等，因为我喜欢做新的事情。

　　香港的学制是小学六年，中学五年，预科两年，然后才是大学，能读到大学要经过一轮轮筛选，最后能考上的不足千分之一。当时，公务员的孩子一般去英国念书，还有津贴；有钱人家的孩子去美国，一般的中产子弟则去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我最好的朋友当时都去了加拿大读书，结果我一下子就不想上学，打算自修，通过自学来考大学。结果这个梦想还没有行动就变成了妄想。那时候十七八岁，家里又不缺钱，每天玩乐，认识了一帮新的朋友，每天就去喝酒，混啊，大概混了两年。

　　终于我妈妈来找我，要和我谈谈未来的打算。当时爸爸的公司马上要上市，奶奶的檀香店也扩大了一倍，家里的经济条件已非常宽裕。记得她说，家辉，家里的生意不是不可以给你，但是给了你，你有没有能力承接？生意现在看来是不错，但是以后怎么样就很难说了，有顺就可以有逆。妈妈希望你最起码要读一个本科，这样将来才能够自食其力。妈妈的这番话让我警醒和振作起来，重新读预科，之后考入香港城市大学，读商科。

　　《新民周刊》：当年你读大学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香港城市大学？ 

　　范家辉：香港城大是1984年刚成立的，是新的学校，对我而言，在这样的地方会有较大的想象空间和发展空间，符合我的个性。在城大每年三个学季，十个礼拜为一学季，每个学季要学六科。它的办学理念是，你学的每一科就是一个砖头，整个建筑物就是由一块块砖头拼起来的。每年你都需要累积十八块砖头，三年完成。相对于专而精，我更欣赏广而博，喜欢综合思考，对很多方面的知识都有兴趣学习，喜欢做个“杂家”。结果到最后课倒没上多少，各种协会办了不少，还参与筹建学生会，并担任了城大第一任的学生会主席。从第一届的学生会主席一直做到第三届，虽然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会很多，但是我就是很喜欢，可能这也跟我从小喜欢创新、创造，要把别人没做出来的第一个做出来这种性格有关。香港的学生会和内地不一样，其组织自主性很高，而且学生会主席在校董会有席位，还有投票权，比如很多教授要开设新科目，我就有投票权。后来有老师找我说：范家辉，你这门课没有修。然后我就跟教授说：我很忙，我现在还在看你的开课建议书，你是要我看你的建议书来给你投票呢还是去上你的课，你选啦。

　　虽然只是一个个玩笑，但香港城大学生会的自主性和民主意识可见一斑。其实当时的老师都很好，很多教授都是从英美回来的，你上不上他的课他并不在乎，只要功课做到，论文完成，治学环境是很人性化的。课余他们喜欢去喝啤酒，我也经常陪他们喝酒聊天，这样学到的知识面更广更多。比如说法律，有几个教授在英国做过法官，讲普通法的概念，如果在课堂上听就闷死了，而我在喝几杯的过程中很容易就明白了。其实很多时候，我是从朋友间的沟通中进行学习的，而不是从书本上。交朋友的时候互相会有交流，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思考，互相激发，共赢共荣。交朋友是最重要的，我平常就喜欢交朋友，各行各业的朋友都有。

　　《新民周刊》：从童年时期开始，你有哪些与众不同的习惯和爱好？这些对你的人生有哪些影响？

　　范家辉 : 童年时期，读书读报纸是我最大的乐趣。街坊中，我大概是唯一的没有玩具的孩子。奶奶教我认字，我看店无聊，就喜欢看报。附近有一个书报摊，我什么大人的书报都看，不识的字问人，历史地理，武侠鬼怪甚至言情小说，还有四大名著，八大传奇，除了《红楼梦》统统看完，最爱“水浒”、“三国”，都翻烂了，以后管理企业许多用得着“三国”的地方，谋略啊，只有“红楼”是催眠的。一看就睡着。哈哈。

　　小时候的广泛阅读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之后我慢慢开始写一些东西，直到今天，我在工作中还是保留了这个习惯。现在因为工作的缘故，阅读时间比以前少了很多，但我爱书爱买书的习惯还是依旧。我两岸三地的办公室都存放了不少在当地买的书，秘书们知道我有这个习惯。

　　我最近在看的几本书是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回忆录《抉择时刻》，茅于轼的《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孙皓晖的《大秦帝国》，陈冠中的《香港未完成的实验》以及史远芹的《中国近代化的历程》。这里面，我最喜欢的书是《大秦帝国》，里面六君治国的经验值得我们今日学习借鉴。

　　我看书很杂、范围很广，很多人生的道理和感悟都收获于此：人生最好是五分儒三分道二分禅，儒乃积极进取，敢于担当；道乃知足常乐，进退有据；禅乃清凉心境，宠辱不惊。

　　《新民周刊》：说到这里，我们注意到你右手指上的一个小茧子，联想到你年轻时有过打麻将的经历，这是当年顽劣史的见证么？

　　范家辉：快20年没打麻将了，从前这里是肿起来的。第一，打麻将，第二，写文章，正好是握笔的位置。说到打麻将，说实话让我收获不少。每次打完麻将，都会复盘，哪些牌打得好，哪些牌打错了，下次该怎么打。后来就衍生出每天必问的“四个问题”：今天做了什么事，今天本来应该做什么，今天做了什么不该做的，明天应该做什么。

　　其实，我曾经是一个很叛逆的小孩，对之前的调皮捣蛋也有过后悔，中间也曾发狠说，不行，我明天要改过做人，不要这样子。后来等年龄渐长，当你完全要下决心洗心革面的时候，除非你真的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变故，否则你改三天就又会恢复常态。因此我相信一个道理，那就是累积，每一天都修正一点，千分之一也好，万分之一也好，如果持之以恒，每天能做到有所改变，最后一定会有大收获。我有一些十年二十年没见的老朋友，他们一见面就对我说，范家辉你改变了很多，改变很大！但他们不知道，这是累积出来的，每天一点一滴地去思考，每天都要修正自己。比如说知道我的脾气其实很不好，以前开会的时候也发过脾气，但发脾气最终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我就反省自己。一定要有这个思考，才可以慢慢内化。要一点点累积，到最后变成你的一部分的时候，才能成为你触及自己内心的收获。有了这个认知，再慢慢从思想上改变，你的行为才会跟着改变。

 

　　

　　 作为“香港城大”的首批毕业生，毕业后，范家辉接连换了三份工作。“其实，和很多小孩走上社会一样，开始我并不知道我的理想在哪里。”他自嘲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总裁，毕业后就想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

　　磕磕碰碰地，范家辉遇到了如新。当时如新集团在美国成立刚七年，在亚洲市场更是一片空白，符合范家辉一贯的开拓新事业的喜好。1991年9月，28岁的范家辉加盟如新香港分公司，成了如新“亚洲第一人”。此后，从储运部经理开始，做到香港公司代理总经理，再到亚洲区域总监、东南亚区域总裁、大中华区域总裁，这23年来，家辉与如新，就是彼此的“加辉”与幸会。

　　换句话说，是如新砥砺了家辉，反过来家辉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今日的如新。

　　23年来，他从来没给自己放过假，休假对他来说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把工作当作他的生活的很大一个部分。给他提供不竭动力的，正是最初加入如新时，创始人罗白礼先生与他第一次谈话时带给他的如新的使命：传播善的力量。

　　《新民周刊》：你为如新公司已经服务了23年，作为一个喜欢变化和新鲜事物的人，你难道从来没想过要离开吗？为什么你会选择在这家公司呆这么久？

　　范家辉 ：如新信赖我，但不是依赖。1991年我加入如新公司，到了1994年，我在香港分公司已经做到业务部门的经理，管理公司五分之四的人。当时香港的人口是600万，我觉得自己很难再有什么突破。当时我就说，1997年之前自己一定要冲出香港，我要看这个世界，要有很多地方的阅历，一定不可以困在香港，我要吃世界的饭。

　　30岁生日时我没有开Party，因为我对生日的定义是，每年的生日就是离生命的完结又近了一步。因此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我都会思考我这一年做了什么，反省一年的自己。

　　也正因为找不到突破，所以我在32岁时向公司提出过辞职。非常感谢我以前的领导林克礼，现在他是如新全球执行副总裁，当他了解到我辞职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出去闯，就对我说，我们打算开发马来西亚市场，就把我派到马来西亚，做副总。我们1991年开拓香港，然后是台湾地区，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澳门，韩国，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文莱，印尼，基本每隔一年，就开发一个新市场。

　　《新民周刊》：看来你在如新这23年来的职业生涯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想了解难道这其中就没有挫败？ 挫败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意味着什么？关于挫败，请谈谈你的感受。

　　范家辉：当然有。挫折和失败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事实上，1995年我们在马来西亚遇到了“滑铁卢”。当时，马来西亚做直销照例要先取得牌照，拿牌照的事宜由法务部承办，但律师和法务人员都是新手，对于马来西亚的准入要求和别国不一样没有做更深入的调研和资料准备，换句话说，我们大意了，法务部做出来的预案不符合马国的要求，牌照吹了，公司已经投资了300万美元，而且也已经租入写字楼，招聘了部分员工，因为牌照受阻，我们失败而回。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重大挫折，在大马10个月，每天都在等，很焦虑，电脑游戏打到创纪录，后来撤回香港。回到香港后没有正式工作，就在如新香港公司做个所谓的“特助”，每天呆在办公室里无比痛苦……我再次想到了辞职，但是败走，不是我的性格。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我离开大马时就立志：“有一天，我一定要回来！”6年后，公司决定重回马来西亚，我终于又找到了机会。如今，如新已是大马的五大直销公司之一。

　　《新民周刊》：那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又回到了大中华市场？

　　范家辉 ：2007年，我暂停了开拓新市场的步伐，由原如新东南亚区域总裁调任为大中华区域总裁。虽然这是亚洲市场中最大的一块蛋糕，但是当时中国大陆地区的直销行业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如新正遭遇第二次挫败，可以说我当时是临危受命，我接手的摊子是一个困局。当时的如新，在大陆真是一个惨淡的低谷，全国的业绩，吧啦吧啦止不住地往下掉。店门口每天是排队等着退货的人群，上午退到下午，天快黑了，要下班了，退货的人还涌来，门都关不上。那段记忆中，我记得如新核心团队的每一位都抹过眼泪，包括我在内。

　　但是哭不能解决问题，当时最关键的是把大家的信心带动起来。冷静分析原因，先解决几个最要命的小事情，等大家信心来了，再一步步把大事情解决掉。我很喜欢美国纽约前任市长朱利安尼 ( Rudolph W. Giuliani )的《决策时刻》（Leadership）,而且要求核心团队一定要读，尤其是第二章。他在城市治理中对“破窗理论”的应用给我很大启发。因此，我不要提什么宏大理论，而是要搞清楚所有事情的轻重缓急，从解决切身小事做起。

　　当时，如新在全国有150家门店。我上任后的那段时间里，一直在全中国到处飞，对这些门店作调研和评估，最后我们决定砍掉其中的三分之二！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更好地打出去——我对剩下的家门店加大投资，改造成如新体验式营销的形象店和体验馆。用体验式营销的方式，把顾客拉回来，让他们亲身体验如新的 “优异你看得见”。

　　与此同时，我们也调整了销售团队的政策，留下那些能与公司共同成长的人。虽然短时间内，如新中国的业绩又下降了10%，当然这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果然，之后公司的经营逐步企稳，每年保持15%的态势稳步上升，直到去年，大中华区域业绩突破了10个亿。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步意识到，开拓市场以慢胜快，才是高人。像倒啤酒，猛力倒进去，一半溢出；若慢慢沿壁而下，能倒入整杯的啤酒，其速度算下来更快。

 

　　

　　和家辉聊天，印象最深的除了他那口浓重粤音的普通话、就是时常提及的奶奶的檀香店，以及他对如新的深厚感情。

　　他说，如新给了我空间，让我有很多想法得以实施，也让我明白：能力越大、责任更大、使命最大，在这个位置多待一天，就要多履行一份使命和责任。如今我在每天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让公司能够持续健康成长，让每个人的才能发挥到极致，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离开而让公司受到影响。人很重要系统同样重要，需要平衡。所以40岁时范家辉总结了三个词：梦想、相信、行动。之后，这三个词又衍生出五句话：保持梦想、锁定目标、坚持信念、积极行动、以身作则。

　　《新民周刊》：交流中，你常常提及奶奶的言传身教，和童年檀香店的经历，这些对你今天的“范氏管理哲学”有什么影响？

　　范家辉 ：虽然和现在如新公司的规模相比，檀香店显得微不足道，但不可否认，这段经历与我们现在经营的事业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是品质，品质好，才能带来回头客，才能让生意持续地做下去；第二是口碑，口碑好，才会带来新顾客，才能把生意慢慢做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诚信，只有相互信赖才能做出品牌，生意才能稳健经营、长长久久。

　　《新民周刊》： 你如何看待和处理“商”和“善”、“利”和“义”的平衡？

　　范家辉 ：我们的慈善，既基于人性，也符于一种理性，公司的利润中，慈善用款只占一个合理的比例。我们做的是能力范围所及的善事。

　　一家对社会、对公众有责任，有担待的企业应当成为一支追求正当利润同时又运用物力财力推动社会进步，影响社会进程的力量。

　　“在商言商”，更要“言德”。企业除了要盈利，去改善员工生活，持续发展，更要恪守诚实不欺，仗义疏财的商业道德。不管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近代中国的经济界巨子南通张謇、无锡荣氏、邵逸夫、霍英东都是对社会有责任的人。

　　《新民周刊》：如新三十周岁了。如果是个生命体，正值最好年华。展望未来，你在如新还有什么心愿想去实现？

　　范家辉 ：对如新，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提供一个平台，让员工得到更好的发展，培养员工的创业能力，鼓励员工内部创业。员工是公司的细胞，“每个细胞都必须分裂，生命体才最有活力！”到外界累积更多的经验，才能回来更好地服务于我们主体。

另外，我还一直有个梦想，就是希望自己在55岁之前从如新的管理岗位上退下来，找一帮志同道合的企业家，去帮扶一些小企业，给它们最好的咨询，帮它们成长为大企业，让它们的员工都有光明的未来。而我们的条件也很简单，不收钱，但这些企业的领导者也要在55岁退下来，加入我们这个组织，一起去帮助更多的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