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称污染物浓度逐年减少，老百姓却抱怨空气质量越来越糟。15年间，中国大气环境到底是变好还是变差了？
近日，北京“雾锁深秋”，而一张1999年3月9日的北京晚报突然走红。原因是那份报纸的头版标题“决不让污染的大气进入新世纪”。很多看到的人纷纷“吐槽”：这成了彻头彻尾的空话。
《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梳理了北京及河北省1999年~2013年的环境质量公报发现，实际空气污染指数(API)以及主要污染物的浓度总体趋势确实逐年下降，但又该如何解释北京连日来的雾霾黄色预警？
污染控制成效显著？
在2012年之前，我国各省市环境监测的一个重要衡量依据是空气污染指数(API)，是将常规监测的几种空气污染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简化成单一的概念性指数数值形式，并根据API指数分级表征空气污染程度和空气质量状况，共分为优、良、轻度污染、中度污染和重度污染五级。
本报记者梳理了北京市1999年~2013年的环境质量公报发现，这14年间，优良的天数总体趋势是不断增多的。
与此同时，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的年均浓度也是呈下降的趋势。其中，以国家二级标准的限制为参照，二氧化硫自2004年以来就没有超标，二氧化氮一直低于二级限值，可吸入颗粒物(PM10)一直超标。
而根据河北省环境质量公报，1999年~2012年间全省平均达到或好于二级的优良天数也在逐年升高，同时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PM10的浓度也在逐年下降。
如果仅从数据来看，大气治理确实是“卓有成效”，但为何民众切身体会到的却是日益糟糕的大气环境？
目前，评价各地空气污染的类型时，官方给出的描述依旧是复合型污染，主要的来源是燃煤、汽车尾气、建筑扬尘和秸秆燃烧等，各区域每种污染源的比重不同。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蒋大和致力于大气污染研究多年，他告诉本报记者，他曾经将全国多个城市多年的API统计下来发现，几乎全部都是逐年降低。
“不能够否认各部门对大气治理这些年来所做出的努力，至少从数据来看，还是使主要污染在市区地面浓度有所降低。”蒋大和对本报记者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大气中污染物的总量就有所减少。另一方面，2012年之前我国的API统计中并不包含PM2.5这一指标，而这恰恰是近年来雾霾形成的关键。
看一看这些年来各地区环保部门降低地面浓度的策略，主要是把污染企业关、停、转、并、移，将排放的烟囱加高，或搬到郊区和外地。
而实际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到底有多少？环境质量公报显示，各地普遍的统计数据是二氧化硫、烟尘和工业粉尘等的总排放量，本报记者发现，不论是北京还是河北，这些数字也是在降低的。
一位地方环保局人士告诉本报记者，这些数据主要是由各地区的企业及单位自行上报，但数据的水分很大。从一点可以看出，那就是在2007年之前，我国并未提出脱硫，脱硝也是近年来才提出，煤炭消耗总量逐年提高，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却在减少。
本报记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发现，从1999年到2012年，北京市的煤炭消费量在2005年达到顶峰后逐年下降，可是河北省的煤炭消费量从1亿吨出头飙升至3亿吨。
交通方面，不论是民用汽车拥有量还是公共交通车辆运营数，北京和河北均是逐年增长。
该人士还表示，环保部门在对排污企业进行监控时主要是看是否“达标”，这是指排放口的污染物浓度是否达标，而不是对总量进行监控。浓度达标实现的办法很多，最简单的是在烟囱口处注入空气就能稀释。
蒋大和对本报记者表示，从目前的污染形势来看，这种只计浓度而不管总量的评价手段应该改变。
特殊污染不能常规对待
说起中国的雾霾，很多人会类比当年伦敦和洛杉矶的“烟雾”。伦敦的烟雾主要是高浓度的二氧化硫和烟尘，追究成因是燃煤所致；洛杉矶烟雾是二氧化物和挥发性污染物(VOC)，主要来自汽车尾气。
蒋大和认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目前我国燃煤的质量，以及汽车尾气处理装置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不能将如今的雾霾“粗放”地归结为燃煤和汽车的复合型污染，这不能和常规的大气环境问题混为一谈。不管是成因还是治理手段都要有针对性。
根据目前的研究，在灰霾产生当下进行采样并进行成分分析发现，硫酸盐、硝酸盐和可溶性有机碳占将近70%。这些小的颗粒物吸湿变大，散射的光呈现出灰色，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灰霾。这些颗粒物主要是二次污染物，也就是此前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气态污染物在空气中反应形成的颗粒物。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小曳称，气溶胶的源头则可分为燃煤、燃油和与居民各项活动相关的排放。他认为，治理雾霾时不能只顾治理秸秆焚烧，当务之急应该是控制燃煤，因为我国一次性能源消费有70%以上是煤炭。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大气污染控制中心主任贺泓认为，烟气排放导致大气氧化性增强，从而使得气态污染物向颗粒态污染物的转化出现暴发，超过大气可以容纳的环境容量，要是遇到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静稳天气，就会出现大面积雾霾。
蒋大和告诉本报记者，尽管我国近年来在控制一次污染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二次污染物是雾霾的主要成因。
近年来各地为了治理大气污染提出了对交通出行的限制，也提出了限制煤炭总量。
蒋大和认为，机动车数量发达国家要远超中国，所以控制交通的办法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煤炭总量控制固然好，但短期内中国能源结构难以改变，且雾霾的成因并非是碳。因此如果非要抓住矛盾的重点，还是要下决心脱硫脱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