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对于其中“或将取消单纯以具体数额作为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并保留死刑”的修改内容一时成为热议的焦点。
此次修改是自1997年刑法全面修订以来，首次提出更加注重贪污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而取消了单纯依据数额为标准。这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是通过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法律制度，助力加快推进反腐败进程的务实之举。
数量+情节，贪污受贿量刑避免数额“一刀切”
“罪以数额定轻重”——很容易被公众所理解，无外是“数额越大，罪刑越重”，其在立法过程中，亦是一种更为简单直白的方式。然而，人们都知道，为官之义、用权之责以致党性政绩都不是可以简单用数额来物化衡量的。“数额”与“情节”并重，才是科学的量刑依据。
首先，贪污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又包括公共财产的所有权。这其中，有可以以数额量化的财产部分，也有体现在妨害国家法律、政策贯彻实施、腐蚀干部队伍，以及败坏国家机关威信和形象等方面的社会危害性，这些危害后果如果简单地用数额来物化或衡量，则会导致个别案件“罪刑不适应”现象的发生。
其次，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单纯考虑数额，也难以全面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例如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受贿数额600万，已被判处死刑，但有些案例贪污数额上亿都没有被判处死刑。这就是因为郑筱萸任药监局局长时，对药品批号不严格掌握，致使很多假冒伪劣药品流向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危害性。可见，如果单纯以数额定罪，不仅会忽略了社会危害性，甚至会让某些贪腐分子“重罪轻罚”，不利于依法从严惩治腐败。
再者，各地经济水平、个案具体情况以及所处现实环境迥异。法是社会的产物，也终将实践于社会，现实中发达地区同欠发达地区在生活成本、工资水平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差距，那么就会在客观上造成不同地区对量刑标准的把握也“因地制宜”，这就会在事实上造成司法标准不一，不利于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与时俱进+科学完善，剑指法律自身“滞后性”
“时过境迁”常常被用来形容事态的发展与变化。社会是运动的，而法律不可能时刻反映出它的变化，便必然会滞后与现实社会。正如随着网络与大数据的方兴未艾，网络犯罪也招摇着向世人走来，国家相继即出台的一系列相关司法解释，与时俱进地更新、修改、完善法律，正是破解其自身固有滞后性的灵丹妙药。
97年至今，十余年发展巨变，经济突飞猛进、环境日新月异，原贪污受贿罪数额中规定的“五千”、“五万”等现在看来明显偏低。另外，单纯按照原法条数额的规定，如果数额已超过十万，再没有别的“门槛”，那么几十万跟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体现在刑期上也没什么大的差别，难免给了某些贪腐犯罪分子“空子”可钻，于情于法均不合理。
所谓“顺势而为，应势而变”，完善立法应以符合法律所调整事态的客观规律作为价值判断，保持与其规制事项发展相契合，由此不难看出，与时俱进是科学立法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刑法修正案九作出不再规定具体数额标准，而设定“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等三个法定刑档次的修改，是在科学立法层面助力反腐的“提速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