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从1930年4月以后，这里成了白区。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从未放弃过这块土地，一直在寻找机会夺回井冈山，或打进井冈山。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努力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袁文才、王佐被害后的井冈山沦为白区
1930年2月24日，在江西永新县城，井冈山农民武装首领袁文才、王佐被“左”倾领导者错杀，其带到永新的部队被改编。这件事迅速传遍了湘赣边界，在敌我双方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一方面，是袁文才、王佐的余部，包括井冈山的客籍党员、干部与群众，都感到巨大的愤慨和不服。许多人认为这是土籍领导们做下的坏事，公报私怨，为了打击客籍人。于是，他们提出要向上级党组织提出控告，由上级来评判是非，作出处理。
3月初，袁文才的部下以谢角铭、谢益谋、陈次谋、曾李生牵头，联名客籍党员干部刘克犹、朱开卷等16人，写信给彭德怀并转赣西南特委和军委、各路行委各党部，希望上级能主持公道，为袁、王等人的妄杀作出严正处理。认为特委“设此圈套”，将“袁、王等包围处死”，“殊令人犀疑满腹，切齿痛心”，是“不正确之执行”。信中恳切地表示“舍共产而无他从”，“若得奉命，自当然加倍工作”，“期待上级之明了我们苦衷也”。
在当时用信的方式，向上级反映湘赣边界特委诛戮袁、王的严重错误，完全是符合党内组织原则的，也说明了这些人对彭德怀的信任。但最后结果与他们的期待大相径庭，信有没有送达都不得而知。事实情况是，包括彭德怀在内的上级党组织，并没有派人向他们作出解释或进行安抚。相反，在当时的宣传上，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仍坚持说袁文才、王佐有罪，是革命的敌人，理应被杀。这样一来，袁、王旧部觉得咽不下这口冤气，从内心无法理解和接受这一现实，愤怒之情可想而知。许多普通的客籍民众也感到非常痛心，有的甚至对共产党进行重新审视，原来都说共产党好，可这不禁使他们在心里产生质疑：共产党怎么也自己人杀自己人啊？由此对共产党的信任也产生严重动摇。
另一方面，国民党则大做文章。湘赣边界各县的反动政府和豪绅阶级，则看准了这一机会，利用各种途径造谣生事，大肆离间袁、王旧部和客籍民众与共产党、红军的关系。茶陵、宁冈的土豪劣绅派人在很多圩镇贴出了“反对共产党过河拆桥”“反对共产党恩将仇报”之类的口号。宁冈、遂川两县的国民党政府派人来井冈山，给农民免费送来了粮食、食盐等物资，其中还有耕牛，尤其对袁、王旧部排长以上的家庭给予更为优厚的“抚慰”。
一边是共产党上级组织的不理会，一边是国民党政府不惜财力的抚慰，人心自然发生了转向。3月中旬，袁文才旧部以谢角铭为首，将一直关押的罗克绍放回湖南茶陵。谢角铭他们等了几天，见西路行委仍然无人来找，心感失望。3月下旬，谢角铭联络王佐部下王云隆，联名给湘赣两省政府“电告反赤”。两省政府分别于第三天派出“抚慰大员”来到宁冈龙市，策划袁王旧部的“反共大业”。4月上旬，宁（冈）遂（川）边防保卫团在茅坪成立，谢角铭为团总，王云隆为团副。保卫团以袁、王旧部为主，又招收了200余名团丁，加上国民党吉安驻军拨来的一批枪弹，使保卫团扩充到700多人枪，实力与以前的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相差无几。保卫团分别盘踞茅坪、茨坪、大小五井等山区，在客籍民众中实行反革命的军事化控制，掌控了红军苦心经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由于保卫团基本上控制了井冈山区域的客籍民众，控制群众通风报信，与红军为敌，导致了红军寻机夺回井冈山的几次努力都先后失利。
第一次努力：李聚奎率第四大队“搜索”袁、王旧部
在“解决”了袁、王二人并改编他们的部队以后，西路行委对于袁、王在井冈山上的余部仍不放心，遂令红六军（后称红三军）第三纵队派出部队上山“搜索”。这一任务，由纵队政治委员刘作述亲自交给了第四大队，当时李聚奎任红六军第四大队大队长。
据李聚奎回忆，4月初，他带领第四大队上了井冈山，到处寻找袁、王余部的行踪，并派一些战士化装侦察，结果一无所获。但是，在几天的“搜索”中，却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对他们的行动很反感，而对袁、王的旧部则倍加爱护。有一次，第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袁、王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他们大队的人马到达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到。他们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上哪里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不知道”。李聚奎感叹道，袁王的部队是得到人民群众爱戴的，他们自身可能在组织纪律上存在问题，但说袁、王叛变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充其量不过是内部矛盾而已。
这次红六军队伍“搜索”或“围剿”袁、王旧部的计划没有实现，不过这时井冈山还没有完全沦陷，收复井冈山的任务还没有正式提到日程上来。
第二次努力：红八营在阴阳山击毙谢角铭
井冈山军事堡垒被白色化，对于赣西南红色区域的割据形势极为不利。它不仅破坏了赣西与赣南武装割据的地域连接，而且等于在赣西红区的背后插上一把尖刀，使赣西南根据地存在着背后受敌的威胁。另外，许多客籍民众也被赶到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对立面，革命积极性削弱了。西路行委也看到了宁遂保卫团带来的极大危害，下决心除掉心腹之患，重新恢复井冈山区这一军事堡垒。
为了专门对付宁遂边防保卫团，3月18日，边界红色警卫连在新城成立，从各区调选了120余名原赤卫队的精干人员组成连队，下设三个分队，有120余人枪。5月底，红色警卫连在石口扩编部队，招收了百余名青年农民入伍，更名为红军独立第八营，下设3个连，共300余人，有枪265支。红八营以小江山、棋子石为驻扎营地，不断地出山打击井冈山境内的敌人。
1931年11月6日，红八营一连连长刘自成带领部队活动在茶源一带，从群众的传闻中获得消息：保卫团团总谢角铭新近在阴阳山的一个小村庄，姘上了一名女子，时常带一个排在那儿护卫歇夜。刘自成带上部队于清晨赶到阴阳山，果然守到了谢角铭。保卫团的那个排为了救护谢角铭，以猛烈火力阻击红军，另以数人保护谢逃走。刘自成早已料到对方这一手，自己带着一个班进行追击。战士们已经看见了凭借田埂的高岸向山上逃去的谢角铭，瞄准射击，击毙了负伤后走不动的谢角铭。在这次战斗中，保卫团的一个排被全歼，红八营缴枪30余支。不过，这次战斗未能伤及敌人的元气。保卫团由王云隆继任团总，配合国民党驻军继续顽固地据守井冈山军事区域，与红军形成对峙。
在一年多时间里，红八营与保卫团大小战斗几十次，双方虽各有胜负，红军却始终无法在茅坪、大陇及大小五井山区立住脚。宁遂边防保卫团配合国民党王东原第十五师两个团占据井冈山军事区域，与红军形成对峙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