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坚尼地道站岗的一名日军/图片取自《香港日占时期》
大公网8月18日刊文 （记者 朱晋科）妇女遭强奸、平民被屠杀，活人吃死人 一幕幕惨剧不断在日占时期的香港发生。 那些女仔被日本兵逼上二楼，之后传些声音下来，有人喊啊，嗌救命，哭哭啼啼，好大声反抗。 对于年近九旬的老人家梁汝基来说，1941年 黑色圣诞日 前的平安夜，一点也不平安，简直就是噩梦。翌日，港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香港进入 三年零八个月 的黑暗岁月。
1941年12月8日，日本陆军渡过深圳河，南下攻袭香港，很快新界九龙就被占领。24日，港岛市区英军退至湾仔马师道防线，日军到达波斯富街利舞台一带。当时13岁的梁汝基，与父母租住在利舞台附近的 加拿大餐厅 二楼，透过窗口，他目睹了英军的败退。
那些英军无个得，全部投晒降，枪都不响一下，见到日本人就走，那些印度雇佣兵，缴枪举手，就被俘虏，都不去和日本人斗。 回忆那段香港的屈辱，梁汝基难掩心中的愤慨，更令他想不到的是，日本军队进驻后，竟马上对居民胡作非为。
女孩披头散发衣服都烂了
梁汝基忆叙，当日傍晚，一批持枪的日本兵，开始将利舞台附近的居民赶下楼，不准留在楼上，并将他们男女老少、一百几十人，全部集中在利舞台对面、坐落于三岔路口的一间店舖内， 全部人无得坐，不准企，要全部蹲在地下 。约十个日本兵守着，大家都不敢出声。
到了约晚上八点，两三个 穿长筒靴、佩戴短枪 的日军 首长 走了进来，然后有日兵用手电筒照向人群，态度极其恶劣， 他每个人都看，原来是想找靓女 ，梁汝基说，当时每个人都很害怕，心知日本人想强奸妇女，因此很多人包括他妈妈，都弄乱头发，遮着脸，不给日本人看。但最终日本人还是挑了 四、五个女仔 ，梁汝基不禁哀叹，因为那些女孩子他认得， 平时返学都见过，是圣保禄（书院）的女仔，十多岁，都是学生。
在日本兵的长枪刺刀威胁下，在场的平民都敢怒而不敢言。 那些女仔被日本兵逼上二楼，之后传些声音下来，有人喊啊，嗌救命，哭哭啼啼，好大声反抗。 梁汝基怒斥，这明摆着就是强奸， 我们都没有办法，好像傻了一样，都未见过这种场面 。之后有一个女孩先下来，衫裤都被撕烂了，然后躲在一个角落，一声不发。一个半小时后，其他女孩也下来了， 全部披头散发，衣服都烂了，有些人还流血，可能因挣扎而被打。
谁知日军兽性不减，强奸完这批女孩后，继续挑选第二批，再次用手电筒照人。有些人用手掩着脸，都被日兵强硬地拨开，以便长官看样貌。 他们又弄了几个女仔上去，又再次大嘈大闹，搞了两三个钟后才下来，之后就沉寂了。
曾经看见青年尸体挂树上
梁汝基表示，当晚大约有十个女孩被日军强奸，事后都又哭又啼， 话要跳楼，又要自杀，我听到有一两个话 我要死啦，点样见人啊？ 他又说，除了这次亲身见证以外，之后也听闻香港很多地方发生日军强奸妇女，几乎任何地方都有。他续称，众人被禁锢了一晚，翌日天亮，驻守的日军都不理他们，大家才够胆逃走。他回到住所楼下发现，守在门口的日军都撤走，并往中环方向去。
梁汝基表示，在随后的日占初期，他目睹了市区 满地尸骸 ，例如在尖沙咀火车站，就见过有青年尸体挂在树上。而他父亲经营的花纱布匹，亦被日军没收为军用物资，家庭破产，最后只能回广州老家暂住。他慨叹，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没有好日子过。
湾仔西环变慰安地狱
图：1941年12月28日于港岛举行 入城式 。图为队伍行经湾仔轩尼诗道的情形/图片取自《香港日占时期》
有关香港沦陷时期的慰安妇的第一手文字资料不多，前养和医院院长李树芬医生的回忆录：《香港外科医生》是极其珍贵的一本。该书记载了日军在湾仔和西环开辟 慰安区 ，并公开索求 五百名 慰安妇的计划。但李树芬指出，当年香港慰安妇的数量更为 庞大 ，养和医院亦接生了不少中国妇女被日军强奸后所诞下的 孽种 。
公开索求五百名慰安妇
李树芬在回忆录指出，日军在占领香港的最初三日大肆 庆祝 ， 无恶不作 。1941年 黑色圣诞日 的后一夜，一批日本兵在养和医院对面的山光饭店大吃大喝， 醉后便四处抢掠，强奸和杀人 ， 救命之声此起彼落，还有人敲击铁罐求救。 日兵甚至 强行进入医院，搜寻护士 ，李树芬便带夜班女护士退避。翌日他才得知，位于赛马会的临时医院， 有几位外国籍的护士不论年龄，除及时逃掉者外，皆被日军奸污。
李树芬指出，当时医院接收因强奸而致伤或成病者，为数不少： 受害人的年龄由十馀岁至六十岁以上，为人祖母者均有之。我亲自看到，因抗拒被奸而被打伤，有的牙齿被击落，有的鼻梁被击断，甚且有身中刺刀数处者，有些怀孕了，有的流产，也有诞生孩子的。
一日，日军总医官江口上校通过战前港英政府副医务总监华伦天奴的穿针引线，来找李树芬商讨在香港筹设日军 慰安区 ，声称以此缓和强奸问题。江口率直表示： 我需要五百名女子，请教我向何处去找她们呢？ 华伦天奴在旁作注解，所谓的女子就是娼妓。
李树芬告诉江口无能为力，但江口续提出 湾仔区和西环区划为妓区的计划 ，并对李树芬说： 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必须急予解决 。李树芬婉转地反对，拒绝提供意见，希望日军在设立妓区时，保护区内的良民。
不过江口的慰安区计划 被迅速实施以及发展 ，湾仔很快变成一个日本化的社区， 店舖及妓院的格局，全采日本式，如用纸窗，松木，灯笼等，还有最触目的是到处高悬着日本国旗。 妓女的人数，应该以千数来计算 。这些 妓女 ，除了来自本地，还有从近乡及广州招致，也有日本来的，李树芬慨叹： 日本人把香港这个交通枢纽之地，改作了皇军慰安所，人慾横流的淫秽地狱。
人慾横流 孽种 急升
李树芬又发现，他们医院向东华医院借来用的救护车，竟被慰安所据为己有，他尝试向负责人─一个名叫林正富的台湾人索回，但对方要求他先向江口上校交涉。李树芬心知争辩亦不会有结果，只好问对方要此车何用？林正富说 是载运 妓女 至香港大学检查的 。
据李树芬回忆，养和医院接生了不少中国妇女被日军强奸后所诞下的 孽种 ，到了一九四二年的九、十月间，香港沦陷已九个多月， 婴儿的出生率，有不正常的增加 。孕妇多数是先奸后婚，丈夫是日本人或台湾人， 他们强横霸道，根本不会理会医院的规例。
刺刀杀婴视人命草芥
退休警务处高级警司何明新是一位历史爱好者，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他在不同地区驻守时亲身接触多位经历过 三年零八个月 惨痛日子的人，搜集过日本人侵略香港的资料。何明新向记者介绍说，一位名为梁金的老人家，当年曾在西区警署目睹有日军残忍地用刺刀杀害婴儿，及后他避走广州，被日军开枪射中，下巴至今留有伤痕。
乱枪扫射平民中弹
八十多岁、名为梁金的老人家，曾向何明新讲述过一段触目惊心的经历。何明新说，1942年1月， 万金油大王 胡文虎在七号差馆即现在的西区警署，派发万金油，很多人排队，一路排到梅芳街，当时十多岁的梁金目睹一个女人背着婴儿，不知为何与一个日军吵起来，那个日军突然就扯起婴儿，将他抛高，用刺刀刺穿， 揈下揈下 。何明新愤慨地说，南京大屠杀中，日兵抛高婴儿然后用刺刀去刺，这种恶行在香港都出现过。之后梁金回广州避难，突然街上有日本军人开枪，他下巴被射中，留有伤痕。
对于香港慰安妇，何明新亦搜集过资料，70年代他在湾仔驻守，便接触过多位与慰安妇熟络的人。据他了解，日占时期湾仔的慰安所，集中在分域街至菲林明道一带的三层唐楼内，为低级士兵服务，而高阶军官的慰安所设于湾仔半山的 千岁馆 ，遗址在现时南固台的旁边。
何明新接触过很多被强奸过的妇女，有些是一家大小被强奸，男人被杀死。他说当年被日本人强奸是很普遍，以致有妇女不肯承认当年在港。
多间差馆变行刑室
何明新表示，当年很多差馆都被用作行刑，例如他驻守中央警署时，曾有老人家向他讲述是哪间房间用来拔手指甲，又是哪间房间用来斩首等等。而现时被改为戴麟趾康复中心的八号差馆，当年后面有很多木屋，听闻日占时很多人在那里被吊死，或被人绑着练靶， 坊间指那里很猛鬼，同事都不敢去 。他又说，当年驻守湾仔时，很多次见过有人在地下掘到白骨，犹如集体乱葬岗。
惶恐度日 活人食死人
香港史研究专家、国民教育学会主席梁炳华博士表示，港英政府当年对日本入侵抱着侥幸心理，布防准备不足，以致日军十八日便迅速占领香港。他强调，香港社会在日占时期各方面遭受重创，在日本军国主义仍然存在的今日，年轻人绝对应该要了解这段悲惨历史。
梁炳华指出，由一九三七年中日开战至一九四一年，英国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日本未必会进攻香港，但他们亦做了一些防御措施，例如建造防空洞，堡垒和炮台等，大部分设施是向海，又为了应对日军北侵，就在新界南构筑醉酒湾防线，不过无论在舰队数目和士兵人数，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增防，只是在开战前看到形势有隐忧，才匆忙从新加坡、加拿大调派一些军队来，并无很有规模的防卫，所以日军开始进攻后，英军便不堪一击。经过十八日的战事，香港沦陷。
梁炳华续指，在三年零八个月，香港无论在民生、政治、教育、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都处于非常严峻的情况，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恶劣。根据他访问过的亲历其境的市民讲述，当年的生活朝不保夕，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没有，完全是生活在恐惧、忐忑、剥削和威胁之下。
梁炳华举例说，当年日军控制粮食，实行配给制度，每人每日只可以有六两四的米供应，但那些米都是渗了沙子，筛选后剩下三分二可食，甚至有人拿米时插队，也被日军杀害。梁炳华强调，日军透过种种方法，宣示对市民的权威，要求被统治者服从，例如日军很强调市民要尊敬他们，市民每经过站岗的地方，见到日军都必须鞠躬，否则随时被杀。
枉死者众人口大跌
为了减少香港的粮食负荷，日本推动归乡政策，欺骗或强迫市民离开香港。根据梁炳华做过的访问，有些人当年被日本人骗上船，声称去海南岛有饭食，但结果船去到公海后，就被日本人扔下海，很多人枉死，生还者凤毛麟角。战后，香港人口由一百六十万，下跌至不足五十万，除了部分离开香港，很多人都是被杀死或饿死，梁炳华又指，香港当年经常发现有被割肉的死尸，出现过人吃人。
对于日占时期的教育状况，梁炳华有专门研究。他指出，战前香港是教育事业发展得不错的地方，受教育的人估计有十一万，但去到沦陷时期，跌到约三千人，战后继续办学的学校只有十间、八间，但多了不少日语学校，以推动市民学日语。他强调，香港教育在三年零八个月陷入极低潮，很多适龄儿童都无机会读书。他强调，在日本军国主义仍然存在的今日，年轻人绝对应该要了解这段悲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