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刘兆佳在论坛上发言
在9月20日举行的 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论坛上，嘉宾刘兆佳在发言中表示：
当前，全世界都面对?国家秩序的问题，这与很多问题有关，全球化和市场化是最重要的原因：国与国之间竞争白热化，信息膨胀和普及化，现代公共管理方式推陈出新，政府的资源和能力不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加的需求，人口急促老化，贫富悬殊恶化，福利国家体制，政府的生产效力跟不上社会发展速度，国家和社会的管治方式跟不上外部和内部形式的变迁等。
所有这些问题都促使管治团队寻求新的管治方式。西方国家有人提出协作性管治，加强政府与社会的协作，动员更多社会资源和政府一起共同肩负管治的工作。也有人说福利国家的管治的模式需要更新。有人提出要参考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以改善西方现有的管理方法。但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依然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有人形容这是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具体内容突出公共权力运行的规范化，公共治理回应人民诉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高行政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有效统筹和协调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合作。这些建议基本上是在现有模式和政治体制下运作，很少人提出推翻原有的政治体制来改善政府管理社会的方式。
以香港来说，学术界讨论这个问题的人也不多，所谓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研究者很少。我们关注的概念比较狭隘，管治和行政管理，多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包括对整个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态的研究。
为什么香港人对这个问题不太关注呢?因为在行政管理方面，香港人大体上觉得特区政府的表现不错。比如虽然香港的福利支出不断增加，但是政府财政每年都有财政盈馀，不像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现财政亏损的情况。尽管特区政府不断提醒香港人口老化严重，政府无法应付日益膨胀的福利和公共服务开支，但到目前为止，香港人还没有普遍有危机感，所以对政府提到的危机不以为然。就算香港对行政效率颇有微言，但大体上也颇为满意，所以改革呼声微弱。又例如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过程中，特区政府基本上能做到公平公正和依法办事，所以贪污问题不严重，也没引起政府内部和外部对改革社会管理的较大的诉求。
现在的香港主要的问题聚焦在政改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扮演的角色。政改困扰香港已久，但现在还没有解决的希望，香港人也很难在推动经济改革中达到某种共识。香港走上民主化的过程中，对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将带来什么影响，还没有人研究。关于政府的角色问题，一直以来，香港人认为，英国人所奉行的积极不干预依然适用，但主张不再适用的声音也愈来愈多。
回归之后，政府以巨额资金介入股市、保卫联繫汇率，数码港、六大产业都是政府参与经济事务的例子。应该聚焦于特定的限制条件下，政府应以什么角色参与经济事务。坦白说，要求特区政府参与经济事务的主观和客观元素愈来愈多，愈来愈大。今天几乎所有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介入经济事务的程度愈来愈大，原因是如果政府不介入，那么他们的企业和人才，就难以在世界经济活动中有所作为。香港特区政府也同样面对这个问题。一方面内地的经济发展对香港的要求等，特区政府无可避免的要在推动香港经济发展上担任更积极和关键的角色。香港的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垄断情况严重，贫富差距悬殊，政府在改善经济和民生上责无旁贷。
面对国家推出 一带一路 ，香港政府的管治能力和权威不够，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政府应该不要过度干预政治，那怎么推动参与 一带一路 ，发挥香港优势，让香港从中获得好处?很多人提到香港在 一带一路 中有独特优势，但发挥优势需要特区政府从中做工作。考虑到特区政府在可见的将来，还是面对管治的困难，加上经验和人才不足，因此特区政府应该按照力所能及的原则，参与 一带一路 ，尤其是要动员和带动社会资源，协助和配合特区，发挥联动效应。政府是官民合作的网络中心。一方面，特区政府推动公共机构和民间组织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公共机构和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合作。重要的机构包括贸发局、大专院校、专业团体、华侨团体，要求政府从政策、法律、信息、设施和环境的提供，必要时扶持重点产业，伙同商业机构参与 一带一路 有关的投资项目。特区政府应担当领导角色，突出重点，有谋划，突出香港数据处理桥头堡的优势，在亚洲区确立位置。与中央的沟通也十分重要。
另外的建议是，推动年轻人心态在三个方面的调整。一是改变一直以来重西方、轻东方的倾向;二是反击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本土主义和地方主义，重新开拓香港引以为傲的世界眼界;三是让青年人从宏观和战略的角度，挖掘香港未来发展机遇。加强特区政府和民间联繫，与更多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和其他多边、双边协定，促进香港和这些国家的人员交流，吸引他们来港发展。利用香港的讯息和服务，与中央的政策和方针互相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