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敬恩同学：
自从上次港大校委会会议后，我一直想和你直接沟通，既然有此机会，就决定把这信写给你。
还记得跟你第一次见面是在今年五月的港大校委会会议，你和我都是新成员，你是本科学生选出的代表，而我则是教职员投票选出的代表。两个月后，我才跟你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交谈，我告诉你我当天早上七时半已开始部门会议，你回答说你一定不能够参与，因你习惯了每天不到十时也不起床。我说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只是优先次序的问题，只要你觉得值得做，你一定能做到。当时我们也有谈及校委会会议，我提到你既是学生代表，便应多代表学生在会上表达意见，有不清楚或不同意的地方，可即时提出。在之后的会议中，我也留意到你发言多了。
可能有些人会说我和你之间，不论年龄、背景、角色等都不同，存在很多矛盾，但其实我觉得我俩很相似。虽然今天我年纪比你大，但其实昨天我也年轻过，而你明天也会老；今天我是老师，而你是学生，但昨日我也曾经是学生，而你明天也可能当老师。反而你和我有许多共通点，是一生也不会改变的，例如：我俩都是港大学生，都不是在香港出生，但却同在香港长大。我们生来同是中国人，有共同的血缘和基因，差异的只是时空的分别罢了。三十多年前，我跟你一样在港大读书，也不知道自己会在今天的位置。就让我跟你分享一下我自毕业后，这30年在港大作为一个科研人员，一个医生和一位老师的经验，希望对你有所裨益。
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我从来不会预设立场。对于所有的议题，都不能道听途说，必须审视数据，客观论证，独立分析，然后才作出结论。这是作为一个学者必须具备的条件，绝对无人能干预我。
作为一个医生，我要坚持专业，即使面对受伤的劫匪，医生都会一视同仁，为他作出治疗。而病人的私隐，更是一个专业人员绝对不能披露的。
作为一个教师，我的责任是教导学生，希望每个学生都能成才。在每年医学院的大考中，许多医科生都以为教授们想为难他们，令他们考试失败。但其实每次外科学系的大考评核会议中，我们最不想见到的就是有学生考试失败。因为如果学生不合格，不但表示我们老师教得不合格，也会令香港那一年少了一个医科毕业生投入服务。我们的目标其实是一个都不能少。
对于被选当上校委，我只有责任感，没有权力感。这数月来校委会的风风雨雨，我是以平常心去面对。人生中必须面对困难波折。正如两年前我在中学校友足球比赛中受伤引致右膝骨折，以及最近再次伤及旧患，我都只会接受伤病根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在这里顺带一提，我两天后便会接受一个膝盖手术，把之前放进去的钢板取出，再处理可能的半月板撕裂问题，但我有信心手术后能尽快康复，重新投入毅行者，甚至马拉松的队伍。
其实，我从来没有担心我的膝盖伤势，我担心的反而是我们香港大学的百年基业和名声，因为那是无数人经历数代辛勤努力的成果，一切建基于行之有效的制度，而不是个人。纵使一个我走了，很快便会有其他人加入，但如果制度崩溃，就算再经历另一个百年也可能无法完全修复。港大确实需要跟随时代改变优化，但循序渐进总比革命突变来得好。
最后，你作为港大学生会主席，代表数以万计的港大生，希望你能做好榜样，成为同学的模范。我亦会坚持在岗位上继续努力，但愿你我齐心，多对话、多沟通，为港大解困。共勉之。
你的学长
卢宠茂
2015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