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赤琰
政治领袖最难摆脱的一个感情问题是，他们感受到被爱时很受乐，会因此而更积极地发挥智慧；另一方面，一旦他们感受到被恨时，便很难受，因此变得失落而至消极，甚至终生不问政治。
笔者一生致力研究与从事政治学教育工作，深深认识到要为政治下一个定义。最根本的定义就是利益冲突，愈是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利益团体与个人间的矛盾也会变得更复杂，甚至更尖锐。因此当政者的不二责任便是将社会全盘利益所得再分配，从有与无的竞争胜负者身上去作再分配，把资源重新调整，以纾缓胜负的矛盾。
从政者应超越爱与恨
也正是因为政治就是利益冲突所产生的事物，因此从政者所面对的人群永远是有得有失的，被得者所爱，被失者所恨，也就成为政治的物理学。作为参政者，若能将感受到的爱与恨处之泰然，被爱固然很受落，被恨也要有免疫力，不会因此而不问政事，其成功往往要比当政时的成就更大。
举一个例子，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与小布什竞选总统，因佛罗里达州的选票发生司法诉讼，如果官司胜诉，戈尔会因获得该州多数选民票而当选。结果戈尔输了，也当不上总统了，但他没有因此而消失于政坛，反而去接受更大的政治挑战，把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揽上身，到处去游说各国减少二氧化碳释放。这涉及各国本身的利益，谁会去关心地球千百年的气候转变？戈尔的工作吃力不讨好。但由于他的献身，讲事实说道理，终于得到国际重视，地球发烧的病症终于得到世人重视。戈尔的成就绝不逊于当上总统的小布什。
梁振英从特首工作退下来后，又有什么志业可让他发挥人生永恆的光辉呢？不妨参考第一任特首董建华，退下来后，除了当上全国政协高位外，还搞了一个基金会，请了不少有识之士共商特区发展问题。还有一件鲜为港人所知的事，董建华也充分利用他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做了不少学术与外交上的中美友好工作。由此可见，董退下特首工作后，做了更多更高层次的工作，一点也不浪费宝贵的生命与丰富的社会资源。
梁当特首四年的经验，让他累积了不少香港公共事务的经验，接触到不少问题，也做了不少工作。有成功的，有未竟全功的，更有失败的。但无论如何，成功也好，未完成也好，失败也好，都是一种宝贵的经验。如果在众多未完成而又想完成的工作中，找到两三件，善用他能发动的社会资源，肯定大有作为。由他在任时的最大感受去找答案，最好是从被爱与被恨的体验去思索答案，便会立即胸有成竹，做起来也会最有成就感。
重新赢回学子的爱
梁放弃连任的原因是自己要照顾家庭，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退下来知难而罢，也不是办法。梁接触到大中学生的工作，黄之锋拒绝与他握手，还发动十万人围坐政总抗议国民教育，又演变成青年学子佔中的主力，可见青年学子中有不少人是恨他的。但仇恨宜解不宜结，梁若什么也不做，今后存留在孩子心中的阴影仍是挥之不去的。要消除孩子们与众多学子心目中对他的负面观感，最好是借退下来不当官的平民身份，打蛇随棍上，执着国民教育的问题，把学子对国家错误的认识，对国家不认同的想法纠正过来。
梁当政时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成为反对派政敌，是他的官职使然。脱下官帽，据理力争，效法戈尔的做法，跑去全港中学大学走透透。人可以不爱政府，甚至反政府。但是政府可以上台下台，国家却不能倒台，否则正如中国名训：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说的正是国家覆亡，子民的安全网荡然无存。
过去殖民地政府不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因为他们是外来统治者，只能当港人为殖民地居民，不抬举殖民地居民为英国国民。港人一个半世纪里从未有过国民身份，也没有国民教育。回归后，青少年对国民教育完全陌生，便被人抹黑为洗脑。所有这些对国民教育的误解，是由无知造成，补救的办法只有从知识的层次让青年学子认识国家，爱护国家。香港像黄之锋之辈视国民教育为敌的属少数，要纠正绝大多数学子的错误想法，绝非不可能的工作。梁既然因为推动国民教育而被一些人恨，更应义不容辞，挺身而出，再从国民教育去赢取学子的爱。香港不能让黄之锋那样的极端少数人误导学子，梁振英是最适合的人选去为国民教育效劳。
如果不做国民教育工作，跟着恨与爱的思维，梁自可找到其他引起他被恨的工作，只要能化恨为爱，都值得努力去做。
说到他被爱的工作贡献，当然也不少。其中广为港人中下层感激的，当是房屋问题与解除佔中危机的贡献。后者显而易见，但房屋问题没完没了，梁的工作也没结束，以他处理房屋问题的经验，还是有用武之地。他是聪明人，不必人教路也可自找出路，至于佔中的危机化解，对他最有感恩的当是金融界与交通运输界。佔中是冲着搞乱金融市场而来，直接受害的却是的士司机、巴士行业，还有众多物流送货行业。梁最大的贡献是用时间化解危机的空间，最后危机化解于无形，香港的市场繁荣没被破坏，对梁感激的人还真不少，梁要继续维护这些行业的利益，不要放弃！
（作者为原中文大学政治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