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昨天再次上演“七一大游行”，人数据称超过往年，但各方统计差距很大。反对派很高兴，认为今年的游行和之前的“公投”叠加了对中央的压力，是他们的“胜利”。两个香港学生组织昨晚提前上演“占领中环”，宣称要等到今早香港特首梁振英上班，要求与他对话。他们的这一计划挑战了香港法律，构成对香港政府处置能力的考验。
七一游行已成香港新的“抗议性政治传统”，它的核心组织者是香港反对派，但实际参加者和他们的诉求都越来越多元化。内地跑出的“民运分子”、同性恋的支持者等，都会借七一游行彰显存在。还有很多人就是表达“不满”，或者只是想凑热闹，把游行当成派对和狂欢，疏解压力，共同制造了浩浩荡荡的印象。
反对派非常在意七一游行的人数，他们公布的数字每一次都比警方的实际统计多。内地看香港七一游行，一定要抱着释然的态度。游行人数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社会情绪的面貌，但二者之间不是等号关系。香港的民意是复杂的，理性的基本面始终存在，反对派想通过街头行动影响政策制定，这决不应受到鼓励。
未来一段时间，香港反对派会加强各种抗议乃至“抗命”活动，争取中央围绕香港政改做出突破《基本法》的让步。香港普通市民很难完全搞懂《基本法》，反对派用“香港民主受到威胁”吓唬大家，能够迎合不少普通人的担心，从而把他们拉进抗议活动，营造对抗中央的声势。
香港社会如今的心态非常复杂，民主问题除了受到一般的看重之外，还成了一些人面对内地发达地区同香港差距缩小时的特殊心理支点。香港的生活水平长期高出内地一大截，很多人习惯了面对内地人的骄傲。如今很多优越感受到冲击，西式“民主”就成了那部分港人自我识别“最不同于内地”的东西。
在今天的价值观体系下，这类不同可能会让他们感到“骄傲”。他们会觉得，你们内地搞不了“七一大游行”，但我们能搞。你们重视政治上保持一致，我们却可以同中央“对抗”。这些对抗性活动让一些人感觉“高内地人一头”，他们未必很重视结果，但却愿意参与进来，从而受到激进反对派的利用。
内地和香港不同的政治制度看来注定会有一些交汇及摩擦点，如何驾驭两边的差别成为对国家的挑战。把香港乱哄哄的七一游行研究清楚，区分开激进反对派要求什么，普通市民又在想些什么，不被香港各种示威的阵势绑架，这样的稳健十分重要。
坚持《基本法》的原则与呼应普通市民的大量诉求并不矛盾，照顾香港普通市民的情绪不应以增加内地与香港民众的隔阂甚至对立为代价。国家对香港社会的满意度不必期待过高，对那里发生游行示威等要有足够的承受力。如果是这样，香港“七一大游行”就算不上什么事，即使发生了局部警民冲突，也没什么了不起。
只要参加游行示威的人确认通过这种方式根本不能让国家后退，这种抗议所凝聚的政治热情终将出现回落，游行示威就会变成香港日常的东西，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维持不温不火的存在。因此对“七一大游行”这类抗议，适应它们，不把它们太当回事，以及鼓励依法处置其中的违法行为，这应成为国家制定策略的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