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召开前夕，中日双方在北京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向外界传递出两国改善关系、恢复交流的积极信号。
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
此间分析人士认为，这四点原则共识是中日双方为改善关系迈出的可贵一步，为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打下了政治基础，但关键在于日方要言而有信，切实履行承诺，真正做到与中方相向而行。
可贵一步：为改善关系创造良好条件
“这四点原则共识来之不易，是中日双方着眼于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与地区和平稳定大局，朝着改善关系迈出的可贵一步。”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说。
中日邦交正常化４０多年来，中日关系取得巨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１９７２年两国恢复邦交时双方领导人和政府达成的一系列重要谅解和共识，以及《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中规定的各项原则精神。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是指１９７２年的《中日联合声明》，１９７８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１９９８年的《中日联合宣言》和２００８年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但是，近两年来，日方违背上述声明，制造了“购岛”闹剧、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一系列单方面的行为，对中日关系造成严重损害和冲击。
“一段时间以来，中日关系每次出现问题都是因为日本在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这两个问题上的错误做法。因此，这四点原则共识的达成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洪说。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曲星表示，这四点原则共识概括了中日关系的基础、历史、现实和未来，对于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是一个重要政治基础。四点原则共识之间也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前三点都做好了，才能实现下一步对话的重启。如果中日双方能严格遵守这四点原则共识，双边关系就有望向好的方向发展。
符合各方利益：利于管控地区矛盾
杨伯江认为，这四点原则共识的达成，是日本安倍政府在改善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关系方面所面临的国内外压力不断增加的结果。
中日双方互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但去年，中日在投资和贸易领域却出现了“双降”现象，政治关系恶化给经贸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去年，日中经济协会大型代表团访华时就表示，尽管国家间有时会产生摩擦，发展成外交问题，但是希望朋友之间的交流不要中断。
“中日关系无论是共同利益还是结构性矛盾都在同步增加，但是中日之间的相互需求度没有下降。中日两国处于同一个生态环境系统中，这样的先天环境决定了彼此很难相互切割。双方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也需要协调合作。”杨伯江说。
曲星表示，靖国神社是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地方。安倍政府在认识侵略历史、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错误做法不仅让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受到很大损害，对日本的国际形象也造成很大损失。
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后，不仅中国、韩国表示反对，俄罗斯、欧盟、德国、新加坡等也纷纷表达了担忧，提出了严肃意见。作为日本的首要盟友，美国对安倍的参拜行为也罕见地公开表示“失望”。
分析人士认为，中日四点原则共识的达成，将有利于亚太地区矛盾的管控，符合域内外国家的利益。
“安倍政府如果继续独行其是，不能完全排除中日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同样身处亚太的美国不希望看到中日两国爆发冲突。当前，中国经济对美国的重要性在增加，美国无法在中日之间断然支持其中一方。如果中日关系能够克服困难继续前行，将会减轻美国对中日之间爆发冲突的忧虑。”曲星说。
不能过分乐观：中日关系改善不会一蹴而就
“中日之间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四点原则共识也只是双方改善关系的第一步，不可能一蹴而就。总体来说，中日关系既合作又斗争将成为常态。”杨伯江说。
他认为，出于对现职领导人身份的顾忌，这四点原则共识达成后，安倍在参拜靖国神社等个人言行上，应该有所收敛，但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历史问题不仅仅是参拜问题，还有历史教科书、慰安妇、强征劳工等，这方面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干扰不会停止，双方的博弈是长期性的。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听其言，更要观其行，现在中日关系的困境完全是日方造成的，要改善中日关系，需要日方展示诚意，采取行动，与中方相向而行。
高洪认为，四点原则共识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将中日双方在钓鱼岛等领土问题上的争议明确地见诸文字，强调了双方存在不同主张。这是对客观现实的承认。
“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在历史问题、领土维权方面的斗争还会继续，常态化主权巡航应该继续进行。”高洪说。
杨伯江表示，目前中日之间彻底解决领土主权争端问题的条件并不具备，最现实、最具建设性的做法就是有效管控。希望两国能建立切实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对地区和平稳定和两国关系的未来承担起责任。
“要看到中日关系改善前景的艰巨性、复杂性，相信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肯定是曲折的。”杨伯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