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表示7月12日将公布所谓最终裁决，菲方首席律师雷切勒日前对媒体宣称，仲裁庭将剥夺中国在南海所主张的九段线。对此，记者专访了南海问题权威专家—香港亚太研究中心主任郑海麟，这位专家以多年研究成果明确回应，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坚持九段线的立场和主权主张完全是合理合法的，九段线即是领土主权归属线，在二战后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仲裁庭无权剥夺。中国拥有相当充分和重要的历史文献可以证明南海诸岛属于中国，其中包括英美等西方国家史料，更是铁证。他又说，菲律宾向海牙仲裁法庭提告，可谓拜错了门庭，诉告中国更不符国际法，即使仲裁赢了也是无效。
南海问题权威专家、香港亚太研究中心主任郑海麟。
大公网7月10日北京讯（记者马静、凯雷）就菲律宾南海仲裁案，郑海麟认为，中国不只是应该强调不接受、不承认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仲裁庭作出的任何裁决。更应该拿出历史文献和证据来做出强有力的回应，特别是菲律宾方面紧盯的九段线。这位专家认为，菲律宾向海牙仲裁法庭提告中国不符合国际法，海牙仲裁法庭也无权仲裁，更无权剥夺中国的九段线主张。
南海九段线是构成中国南海权利主张的重要法理基础和宝贵历史遗产，菲律宾在递交给仲裁法庭的所谓诉状首先就指向被称为中国在南海岛屿的领土主权范围归属线的九段线，企图以此全面否认中国正当权利。菲律宾律师日前更是对媒体放风，称将剥夺九段线。
关于‘九段线’（严格来说应称U)形线问题，当年国民政府内政部与其他部会讨论的结果就是把‘U形线’内定义为‘领土主权范围’，换言之，‘九段线’即是领土主权归属线，这一‘领土主权归属线’是中国作为战胜国对日本侵略者进行正面清算的结果，并且是得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认可的。郑海麟说，这是历史事实，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根据当年的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而作出的对南海诸岛领土主权范围的认定。
郑海麟强调，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坚持九段线的立场和主权主张是合理合法，因为中国拥有相当充分和重要的文献作为证据，并从1925年开始就进行水文地理测量，1933年开始制订地图，而且把132个岛礁都是用中英文命名做成对照图表，为1946年制订南海诸岛地图，划定十一段线(后来修订为九段线)打下了基础。
郑海麟坦言，虽然这一领土主权归属线与1982年才成形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关于主权权利划分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条款有某些矛盾，但解决这些矛盾首先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前提。
郑海麟认为，要想真正解决南海问题或求得一个好的结果，最好的方法是双方坐下来进行谈判。同时他也指出，中国的学者应配合中国政府将这一历史事实和法理讲清楚，提出有充分理据的说法，向国际社会作出说明，指出菲律宾的提告很多证据是不合符历史事实和法理的。
这位专家直言，当前南海问题属于岛屿主权之争，海牙仲裁庭对此没有管辖权，更无权做出剥夺中国九段线主张的裁决。
多项中国历史文献证明南海自古属中国
郑海麟表示，中国有大量历史文献证明，南海自古以来属于中国，是中国人最先发现、命名和开发使用的，而这些都是回应菲律宾政府的铁证。
郑海麟指，《汉书.地理志》是目前世界上有关南海及其诸边国家的最早的历史文献，在《汉书.地理志》里面记载中国人最早是从徐闻、合浦，就是现在的广东、广西沿海地区两个港口，沿着海路到南海诸岛从事捕捞海产的生产活动，同时与东南亚那些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
郑海麟说，《汉书.地理志》记述了有关从广东、广西经南海到东南亚各国的航行路线图，从广东出发到海南岛然后到七洲洋，然后经南海到沿岸各国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这些就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始经营南海的证据。这位专家强调。
到两晋及隋唐时代，有关南海及东南亚各国的海上通道的记载亦不少，航行路线也更加清楚了。比如东晋时期的《法显传》，记述了高僧法显从斯里兰卡沿着海路回中国的历程，内中也记载了很多有关南海诸边各国的情形，包括经过南海的岛屿并发现很多中国人在那里从事生产活动。
唐代以后的中国史书中有关南海的记载更多。比如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述及安南、占城、三佛齐、爪哇等南海诸边国家的地理人文、风土物产等等。郑海麟说，这本书也倍受西方汉学家的推崇，法国汉学家费琅在1919年着《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便曾多处引用《岭外代答》，认为该书是研究南海问题的珍贵历代文献，从而也证明中国人才是打通南海航行路线和经营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
此外，元朝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了从澎湖、台湾到南海等二百多个地区和岛屿，其中有关通往南海到东南亚所经航海路线都有详细的记述。这些文献足以证明，南海诸岛的确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的。而这些史料在其他国家历史文献中是非常缺乏的。
郑海麟特别提到，及至明朝郑和七下西洋的大航海时代，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周边国家的航海事业还处于非常落后状态，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航行到南海，对周边国家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反差。郑和下西洋以德服人，以王道开路，传播中华文明，用文明的方式与周边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对南海诸岛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到这些岛屿上取水和补充食物。南海很多岛屿岛礁命名都与郑和舰队有关，比如说现在的中业岛，太平岛等，其中郑和群礁的命名就是最好的说明，证明他们在那里曾经驻足或经过。按今天的《国际法》 来说也就是在那里宣示过主权，这就是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历史性权利的法理来源。
英海军记录与美二战后地图成南海诸岛属中国铁证 可驳斥菲方
图：加拿大家园网引自《明报》
在温哥华和香港一直长期从事南海史料研究的郑海麟告诉记者，进入近代后，有许多来自英国和美国的西方的史料亦能充分证明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特别是美国在二战后也充分认可这一点，并在美国自己的当年出版的地图中标明南海岛礁属于中国。
我最近翻查了英国海军1879年的航海记录，当年英国海军舰队也曾到达南海诸岛，他们到那里取淡水，发现了很多来自中国海南岛的移民在那里生活，而且常年居住在那里。当时他们的记载也是证明那些岛屿基本上都是海南岛的移民在那里生活，甚至长年居住在淡水较丰富的太平岛等岛屿。他们靠打鱼、捕捞海参、海龟等海产品为生。证明太平岛不但适合人类居住而且有中国人常年在那里居住。郑海麟透露，上述内容都是英国海军档案里面记载的，而且记载得很详细，这就证明中国人才是南海诸岛的主人。
郑海麟着重强调，年前在温哥华发现二战后美国的地图明确标示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中国，1947年美国出版的颇具权威性的地图，将西沙、南沙等岛礁明确标示归属中国，地图中在这些岛礁下面用英文（china）标注。二战期间美国跟中国是盟国，共同对日抗战。二战之后，日本被盟军打败，中国接收了南海诸岛。现在看起来这幅地图是对中国非常有利的证据，说明美国在二战之后承认南海诸岛的岛屿是属于中国，也说明战后南海诸岛回归是得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认可的。
美国为何近年来反口，在南海问题上不断挑事，并且鼓动菲律宾对中国在南海诸岛的主权及其历史性权利提出挑战。郑海麟认为，因为这里面牵扯到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实即是要加强对亚太的强势控制。美国否定了他在二战之后承认其中国盟友收复南海诸岛主权的这种立场，试图从否定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入手，进而否定中国在南海U形线内的这种传统历史性权利。这种说法是罔顾历史事实，也是不尊重历史。
图：加拿大家园网引自《明报》
郑海麟继而指出，到了近代，特别是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关于南海的中文记载变少，但是那个时期英国、美国等西洋人的史料正好可以补充我们的不足。英国、美国的很多档案，甚至地图都有记载那时候中国的商船，特别是海南岛的渔民经常到南海诸岛做捕捞，从事经济生产活动。
英国、美国海军的航海记载，他们到东南亚各国、到南海诸岛做调查，从事科学探测和水文地理测量。在这一过程中发现南海诸岛上只有中国人在那里从事生产活动，而不是菲律宾或越南人。这是对中国拥有南海诸岛的历史性权利的最有力的证明。
菲律宾诉告中国不符国际法 即使仲裁赢了也是无效
郑海麟表示，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南海仲裁案仲裁庭，诉告中国不符国际法，海牙仲裁庭亦无权管辖，所以，即使此次仲裁菲律宾判赢也是无效。
郑海麟说，今次海牙仲裁法庭菲律宾单方面要求打官司，其法理依据是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根据国际法及国际惯例，法律不咎既往，南海诸岛在1982年以前就早已纳入中国版图，且中国有充分的证据，从古代历史到二战后这些岛屿的主权一直都是归属中国，这点连美国也是认可的。现时菲律宾是根据1982年的《海洋法》把中国告上法庭，这一举措首先就不合国际法，就是无理取闹，中国完全可以拒绝接受法庭的仲裁。其次，根据国际法，海牙仲裁法庭对岛屿主权争议及海洋划界没有管辖权。因此，菲律宾向海牙仲裁法庭提告，可谓拜错了门庭，即使仲裁赢了也是无效的。
不过，这位专家也表示，在国际仲裁的问题上，中国似乎略显被动。菲律宾无理取闹，中国采取不应诉态度，属于被动的反击。对于这种别有用心的无理取闹，中国其实也可以采取一些主动反击措施的。比如把它提告的那些所谓理据一条一条拿出来，如果他根据历史上的，我们用历史的证据反驳。如果他是以1982年的《海洋法》作为法理的依据，那么我们就以法律不咎既往，南海诸岛在1982年之前早就是中国的版图作为反驳。法理的归法理，历史的归历史，可以做一些深入的研究分析，然后逐条进行反驳。如果发现他们的提告或仲裁有违国际法的，我们还可反告他们。
郑海麟：钓岛与南海权威专家 逾二十载收集第一手主权史料
郑海麟，著名历史学家，是钓鱼岛与南海历史与国际法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逾二十年来在日本、加拿大等地收集、研究大量第一手英美日诸国的军事档案与地图，其研究成果引起国际学术界与多国政府关注。1988年起，先后在中国深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澳洲悉尼大学亚洲研究院、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近代史研究室、东洋文库近代史研究室任教学及研究工作，专攻中日关系史与中国近代史。1995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员、亚洲学系客座教授，主攻国际关系与两岸问题，兼任加拿大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会会长、香港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2005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员、香港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代表作品有《钓鱼台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等着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