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旭晖
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英国，两国官方均表示将开启中英“黄金时代”，卡梅伦骄傲地宣称“英国将是中国走进欧洲的桥樑”，习近平也罕见地表态称，希望看到一个“团结的欧盟”。英国公投脱欧，新任首相文翠珊（Theresa May）撤换了卡梅伦内阁中英关系“掌舵人”─前财政大臣欧思邦（George Osborne），“欣克利角核电站”也延迟一个多月才被批准。关于英国退欧后的中英、中欧关系走向，笔者採访了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访问学者陆克（Philippe Le Corre）。陆曾任职法国国防部，并任法国国际和战略关系研究所亚洲副研究员，对中欧关系有深入研究，其关于中国对欧投资的著作《China's Offensive in Europe》英文版，今年也由布鲁金斯出版社出版。本次採访分为以下三个部分：卡梅伦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欧盟关系、中国的全球影响力。
沈：卡梅伦时期，英国似乎是中国在西方最积极的合作伙伴，英对华立场背后的考量因素是什么？“退欧”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陆克：英国是非常务实的国家。英商界一度希望在对华经贸合作上与德法竞争，英金融业一度希望吸引更多中资银行和资本。卡梅伦和欧思邦的对华政策很有机会主义成分，寄望英国加入亚投行后能迎来新一轮中国投资热。不过当英国退欧后“一切都成往事”。英国不会退出亚投行，但新任英国首相文翠珊与欧思邦的背景截然不同：过去六年文翠珊以内政大臣身份处理英国安全、警务、移民、法律等关键政策领域。与欧思邦相比，文翠珊与中国商界的接触较少，在处理包括对外商贸在内的国际事务时也必然会更为谨慎。在卡梅伦时期，英国内部有一种声音认为，英国对华政策过于积极，但并非总能收穫长期回报。目前伦敦将会採取更“常态化／平衡”的对华外交政策，与德法等类似。
沈：卡梅伦时期开启的中英“黄金时代”，会在文翠珊内阁延续吗？
陆克：“黄金时代”这一词在去年受到不少批评，尤其是中英两国经歷了19、20世纪的种种波折之后，今日的“亲密”关系其实颇为讽刺。英国希望吸引外来投资，不少人认为中国就是潜在的投资者。问题是，中国对英国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兴趣有多大？我对此持怀疑态度。中国不可能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个国家，中国需要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保持平衡。在欧洲，德国是一个主导国家，法国、意大利、波兰和西班牙等国也很重要，中国在上述国家都有大量投资。英国自然仍是欧洲一个较为重要的国家，但它对欧盟不再有影响力，中国也不可能将“一带一路”等雄心勃勃的计划全押注在英国。
沈：退欧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确定”性将对中英关系造成怎样的影响？
陆克：目前英国社会尚处于“退欧后遗症”阶段，不少人称自己在退欧问题上是“被误导”了（尽管我不这么认为）。文翠珊到访中国，英国想必也会尽其所能维持中英关系平稳过渡；但同时中国也会很务实，毕竟欧盟市场是一个拥有4.5亿消费者的市场，它的价值比英国更重要。欧盟的商业环境对中国公司较为友好，这也正是为何众多中国公司在欧盟内进行出口贸易或投资的原因。
沈：近期欧盟宣布“新的对华战略”，原则上再次强调与中国进一步经贸合作的必要，但同时也指出中国在法治、人权方面存在缺陷。这一战略“新”在何处？
陆克：这一战略更清晰地显示欧盟希望与中国创造“双赢”局面。例如，指出“欧盟希望与中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关系都是互惠的，应当是中国‘双赢’概念的实践”。于此同时，欧盟也希望中国能够担负在维护“规则主导的国际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时能担负起相应的责任。
沈：在相关文件中，欧盟亦强调了其对华政策“凝聚力和有效性”的重要。目前欧盟对华政策的状况，是否反映出其凝聚力和有效性？
陆克：在这份文件中，欧盟强调了一个事实：在对华政策上必须发出一个强大、清晰和统一的声音。欧盟成员国可能与中国建立一对一的双边关系，或以团体形式与中国交往（如中东欧与中国合作的“16＋1”模式）。不过上述国家都应当与欧盟委员会、欧盟对外事务部、其他欧盟成员国等协调，以确保其合作中与欧盟相关的方面符合欧盟法律、规范，而合作整体结果对欧盟有益。在这一方面，欧盟着意避免有害于“中国─欧盟”关系的内部分裂。
沈：英国曾骄傲地视自己为中国与欧盟之间的桥樑。脱欧后英国还能维持这一战略优势地位吗？如若不然，中国在与欧盟接触时又会寻求哪一国的帮助？
陆克：我不认为英国能发挥“桥樑”作用。在欧盟内部，德法处于主导地位，但其他国家同样发展了各自与中国的关系。在我看来，中国与欧盟较为适宜的接触方式是，在宏观议题上与欧盟相关机构沟通，而同时与其他欧盟关键国家保持密切对话，尤其是在经贸合作领域。
沈：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正在欧盟内部受到激烈争论，近月欧盟还在WTO对中国发起了新一轮诉讼。欧盟上述举措背后的考量为何？中国媒体多指这是“欧盟保护主义抬头”，是“不公平”，你在多大程度上认同来自中国的批评？
陆克：中欧两边恐怕都有贸易保护主义。对欧盟来说，中国市场显然不如其自己声称的那样开放，欧盟商务部对此也早有研究。欧洲各国政府对保障本国就业有很深的顾虑，在过去的几十年，欧洲大陆已经失去了数百万的工业就业岗位，如果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意味着上万工作机会的消失。这没有什么不公平的。
沈：对比数十年前中国对欧洲的传统投资模式，今天中国更着意在发达国家投资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投资观感如何？中国的国际形象是否有改善？
陆克：今天中国对外投资引发的观感其实较为复杂。不少政府视这些投资为有益的，但不少欧洲民众视其威胁了自己的工作岗位，有悖于欧盟劳动法律，甚至威胁了社会生活。毕竟，中国有着与欧洲不同的文化和商业环境，人们因此担心中国的投资者会让欧洲公司更加“中国化”。表面看，中国的投资是一件好事，然而这是在中国公司僱用欧洲人、将管理权下放至欧洲本地社会的前提下。目前看来，事情并非如此。
沈：当前我们正目睹着新一轮来自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浪潮，这对中国意图在全球扩张影响力的战略有何影响？
陆克：目前欧洲确实存在这种担忧，即中国可能成为反全球化浪潮中的“替罪羊”。中欧双方都应当努力避免这一情形发生。中国方面需要为欧洲公司进入中国消费市场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在欧洲，中国公司在投资的同时需要僱用更多欧洲本地人。目前，欧洲的中资公司僱用本地人的数量相当有限。
沈：上世纪后期，我们曾目睹日本“崛起”并在欧美大幅加大投资力度。不过，之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迎来“失落的十年”。目前中国的经济扩张是否可持续，并能切实改变全球力量分布格局？
陆克：只要中国政治制度可以免于改革，其经济扩张是可持续的。但我个人认为，中国最终需要长期的改革。“攻势”（offensiveness）并不是坏事，只要不是“侵略”（aggressive）。基于前面提及的种种原因，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应当被谨慎对待。此外，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受发生在中国国内的事件影响。在西方，一些事件并不能改善中国的形象，反而让很多人对中国感到担忧。上世纪后期的日本唯一可与中国比较的是在经济领域，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未在政治和军事上达至今日中国的国际地位。
（本文由香港国际关系研究协会沈旭晖策划，黄思为笔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