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亚太地区的国际政治版图随着中国崛起发生了剧烈变化。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政策，并发起以TPP为代表的、美国主导的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同期，中国习近平主席也以一带一路战略向世界展现了较以往更为奋发有为的中国外交姿态。与宏观机制竞争相对应的，是近期中美及东南亚诸国围绕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国际法与自由航行权等问题产生的摩擦。日前，在由中国发起、旨在讨论亚太地区防务和安全秩序的国际论坛香山论坛上，南中国海问题和亚太安全局势就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围绕中国崛起与亚太地区秩序这一问题，笔者采访了香山论坛与会学者、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包义文教授（Professor Paul Evans）。作为加拿大亚太研究领域的权威，包义文教授长期关注亚太地区安全秩序，曾在澳洲、日本、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等多地担任访问学者，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制度和中等国家外交有着独到的见解。
沈：从一带一路到亚投行，习近平主席在亚洲区域经济发展制度的创建上展现了相当的自信。你认为在这一系列机制倡议的背后，中国的动机是什么？
包义文：总体而言，中国正在从参与国际机制向在国际机制中发挥领导作用转变，并且还创设了一些新的国际机制，后者总体而言是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全球性机制（如联合国，G20）中扮演的是积极参与者的角色；而在地区层面，中国不仅积极参与以ASEAN为核心的地区性组织，更积极创建新的地区性国际机制，如亚投行（AIIB）等。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目前对机制创建的热情同二战后的美国相仿。具体来说，一带一路、AIIB等区域性国际机制是对既有的国际体系的建设性补充，它们大多符合现行的国际制度和规范。因此，类似于中国试图推翻或取代西方创建的国际机制这样的担忧是并不准确的。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进行国际机制创建的动机较为复杂。有一部分动机直接与中国目前面对的经济发展挑战有关：中国需要保护环境、高效利用资金和产能；不仅要增加商品进出口量，还要提升中国製造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同时中国正朝消费型、服务型经济转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新近创建的各种国际机制增强了中国与亚太国家的互联互通，确实是为了满足上述需要。但与此同时，这些机制也与地区利益和发展所需紧密相连，因此中国也是在提供区域性的公共产品。中国在亚洲的区域投资规模与美国马歇尔计划在战后欧洲的投入相仿，尽管二者的情景有所不同，但从互利互惠的理念上看，二者皆是少见的双赢合作的例子。
尽管中国近年来进行机制创建的动机以经济为主，但它们依旧有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北京的领导力被一些邻国称赞，但并非全部。日本与美国没有参与AIIB，印度对一带一路也抱有担忧，因为一带一路会让中国得以接入印度洋沿岸军事价值重要的港口，增强中国的影响力。如果地区安全局势恶化，那么域内国家对中国的观感也会变得负面，上述的公共产品就会被视为中国施展力量的工具。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域内国家存在一些怀疑，但中国近年来的地区性国际机制创建还是普遍被视为积极的举措。
南海问题的中美三重矛盾
沈：在战略领域，中国近年的举动也十分抢眼，例如南中国海的人工岛建设，对国际仲裁法庭（PCA）相关判决的强硬立场等等。我们应当如何认识上述中国的强势（assertiveness）姿态？
包义文：事实上，如果我们观察中国与其陆上邻国的关系，不难发现中国与其邻国之间的陆地疆界划分和主权问题大都处理得很好。中国与其海上邻国的领海划界就不同了。自习近平主席上任以来，中国在主张其核心利益方面变得更加强势，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与日本、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程度也在增加。
具体到南中国海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三层矛盾：第一层自然是领海划界和主权争议，这一矛盾由来已久，并且也无法轻易解决。第二层矛盾，是中美两国的地缘竞争，中国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军统摄地位构成了挑战。中国并非意在取代美军在该区域的地位，但确实意图制衡美军。这导致中美两国在互动时陷入恶性循环，加剧双方矛盾紧张程度。要管控这样的矛盾，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危机处理能力。第三层矛盾，是各方对该区资源如能源、矿产和渔业资源的争夺。在各方围绕领土争端和军事战略竞争僵持不下的情况下，联合开发资源与海岸环境保育都极为困难，这就绝非双赢局面，而是双输。
沈：目前大多数亚太国家都乐见与中国更紧密地经贸合作，但同时它们也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抱有警惕，因此往往通过积极对沖（hedging）的方式来降低被支配的风险。有分析就认为，正是中国的强势让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于亚太地区受到欢迎你认为这一分析是否准确？中国对南中国海及其周边国家的外交部署是否释放了矛盾的信号？
包义文：中国在南中国海区域的强势态度正在让几乎所有周边国家感到担忧，并且这种担忧并不是针对领土争端本身。在该区域内，中国围绕领土和军事问题表现的强势态度和它的经济外交目标之间存在冲突：如果其他国家对中国的领土和战略抱负的担忧持续升级，那么一带一路、AIIB和其他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价值都将更为难以充分实现。而如果北京能够更清晰地说明其领土和战略主张的性质，採取各种灵活的方式来处理争议（例如目前中国与菲律宾关系发展中就释放了新的信号），那么其他国家参与中国发起的经济合作机制的热情会大为提高。
关于北京对PCA裁决的态度，尽管口头上北京对仲裁庭本身和其判决结果都持强硬拒绝态度，但在实际行动上北京、华盛顿和其他域内国家都较为克制。各方的互动现正趋于稳定，危机管控机制的设置和运作也都被各方提上议程，同时各国也都正在避免挑衅的行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北京之行已经促成中菲两国新一轮经济合作，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会进一步缓和。目前南中国海的局势虽然依旧脆弱，但发展方向令人欣慰。
建立互相适应秩序观
沈：在过去的数年里，亚太地区涌现了一系列区域性国际机制，然而该区域的治理状况（尤其是安全治理）并不令人满意。你曾在研究中指出，对区域安全治理而言安全秩序（security order）如价值观、规范等，是比机制架构（institutional architecture）更为重要的因素。你认为亚太地区的安全机制架构中应当包含怎样的安全秩序？
包义文：目前对亚太地区安全治理的讨论往往集中于组织、架构问题，例如构建什么组织、将哪些国家纳入等等；但甚少深入思考这些机制意图达到何种安全治理状态。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等机制架构当然很重要，但这类机制本身并不足以促成一个更为稳定的地区秩序。为了有效协调崛起的中国与其他亚太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强调互相适应、自我控制和建立互信的秩序观。
在这一过程中，美中日印等自然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澳洲、加拿大、韩国和ASEAN等中等国家的参与也不可或缺。这些中等国家可以激发更多理念、调动更多资源，来构建互更强的、包含互相适应精神的多边机制。以下问题尤其值得各方思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歷史权益之间的平衡点在何处？在主权问题僵持的情况下，何种机制可以助于缓解渔业资源枯竭的危机？现行的联盟体系如何向更具包容性的安全体系转化？各方都呼吁规则主导（rule-based）的地区秩序，那么关于自由航行、防务系统部署等问题的规则究竟为何？
沈：在你看来，中国可以为亚太地区的秩序建构贡献、尤其是价值观与规范作出怎样的贡献？在多大程度上，中国的贡献能够为域内其他国家所认可和接受？
包义文：我认为，中国对亚太地区秩序建构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坚持中美两国可在亚太和平共处。我不认为美国有意遏制中国的崛起，同时中国也并无意将美国驱逐出东亚；双方需要互相平衡、互相适应。而其他国家更需要促成中美互相适应，以避免进一步加剧双方的分歧。在过去五年里，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提出了更多的关于区域机制构建和安全架构的理念。中国提出的理念包括新型大国关系、新安全观、命运共同体等等。中国也一再强调对既有的合作性安全、综合性安全等原则的遵守。尽管学术界对上述种种理念多有讨论，但在实践层面，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各方对中国的口头表达与实际行动之间的落差就颇有疑虑。不少邻国认为中国目前的外交立场不仅强势，某些方面甚至表现出侵略性。怀着对未来局势演化方向的焦虑，不少国家就寻求巩固与美国等盟友的关系，尽管它们面对着来自中国的有利经济合作条件。因此，一个崛起的中国如何平衡它的军事和领土抱负与经济和外交利益，这是影响今天亚太地区局势的关键问题。（香港国际关系研究协会沈旭晖策划，黄思为笔录整理）
